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技术、资本、人才、制度、结构五大挑战。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基础，以工业基础能力和制造业创新能力为核心驱动，以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优质制造为主要抓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破解制造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的现实选择。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基础，以工业基础能力和制造业创新能力为核心驱动，以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优质制造为主要抓手，以建设制造强国，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为目标。
五大挑战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技术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破解制造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的现实选择。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基础，以工业基础能力和制造业创新能力为核心驱动，以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优质制造为主要抓手，以建设制造强国，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为目标。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已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与并跑、领跑并存。但要真正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协同创新的制度环境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难，科技成果转化难，新技术新产品走向市场难，削弱了企业创新积极性。
二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不充足。目前，我国已批复建设5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旨在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但短期内尚难解决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同时，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又不断加剧，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严重不足。
三是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无法支撑原始技术创新。2021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7956.3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4%，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
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0870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
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到30870亿元。
党的二十大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明确部署，企业从“技术创新主体”转变为“科技创新主体”，这一转变也对企业参与科技活动有了更高要求。
2022年底中国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经营收入超过80万亿元。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8万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00家。稳链强链作用突出，超四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聚集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超六成深耕工业基础领域，超九成是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在支撑经济稳步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1年，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接近1.1万亿元，但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不足0.2%，而主要创新型国家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通常在5%以上。四是企业“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没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二次创新。2022年我国R&D经费投入达30870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大关，比上年增长10.4%，自“十三五”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按不变价计算，R&D经费增长8.0%[1]，高于“十四五”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
从增长速度看，2016—2022年，我国R&D经费年均增长12.3%，明显高于美国(7.8%)、日本(1.0%)、德国(3.5%)和韩国(7.6%)等发达国家2016—2020年的增速。从投入强度看，我国2021年2.44%的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位，超过法国(2.35%)、荷兰(2.29%)等创新型国家。
二、资本关：优化投资结构面临困难
资本，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都需要大规模投资。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面临内外两大挑战：从国内看，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和活力下降，2013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下降，更多的投资流向了制造业以外的领域;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投资活力持续下降。从国际看，发达国家积极吸引制造业回流，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额和占比自2012年以来呈现双下降趋势;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占比自2013年又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继续提高制造业资本存量，进而优化投资结构，面临不少困难。
三、人才关：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提供充足的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还面临以下挑战：一是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亟待破解。从人才结构看，突出表现为熟练工人紧缺、高技术人才紧缺;从区域结构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中西部省区劳动力本地吸引与消化能力不足、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二是人才教育机制有待理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人才红利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三是对产业人才的社会重视程度亟待加强，近年来，产业人才的激励相对下降，人才脱实向虚现象严重;社会缺乏对产业人才的认同;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亟待发扬。
四、制度关：亟需深化改革释放活力
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度变革的难度与阻力加大。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制度成本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造业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在经济下行、绩效表现不佳时，企业感受更为明显，需要深化税改力度，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行业壁垒增加了市场准入成本，突出表现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要素的市场垄断，推高了下游制造企业的用能成本，要素市场化改革需求迫切。三是区域壁垒阻碍要素自由流动，既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与战略布局，也阻碍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五、结构关：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加速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当前新旧动能转换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有待观察。新兴产业发展前景与技术方向、技术成熟度密切相关，亟待形成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相互衔接的产业生态。二是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能力亟待加强。调研发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资金与技改双重阻力。一方面，企业经营效益与融资能力制约了技改投资，中小企业困难尤甚;另一方面，市场缺乏优质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部分企业的大数据改造、“互联网+”改造模式过于单一化、表面化，信息化潜力挖掘不足。
总结：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化工程，对于企业来说，要有真正胜任的人来牵头，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形成真正的数字化转型生态圈或者联盟，让合作更加融合，让模式更加多元化。
数字化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牵头人，要能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是一批项目上线就结束了，要始终秉持持续的、精益的运营改善思维和理念，在数字化转型过程培养人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促成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