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没有人会忽视大数据的重要作用。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大数据都潜在地发生着作用，特别是在管理层面，大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辅助工具。站在当前的角度来看，没有大数据，经济社会管理工作几乎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
对传统统计数据的依靠和对现代大数据的依赖，是有着历史的内在联系的。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科学家舍恩伯格就说过，世界的本质即体现于数据，万事万物无不可量化。这个观点还是在大数据技术社会化大规模应用之前的论断，而现在的云计算以及海量的程序应用，使得大数据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数据的确有神奇的作用。据说有人把某赛马场所有马匹的过往竞赛录像全部数据化，然后，对每一匹马的步态、步幅大数据进行海量分析，这使得他在下注的时候就非常有把握，胜率大大提高。
“算计是现代理性的重要特征”，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的这个趋向还在延续，而大数据技术则把算计的功能予以实时化和谱系化，因而使人运用时感到简单，有时简单得只需要傻瓜型的依赖。
由此悖论也就随之产生。近几年来，国内外都有人注意到一种“大数据傲慢”现象，也就是非常自信地把决策选项与大数据阈值绑定，实现自动化地处理社会事务。
这样做是一种路径依赖习惯使然。数据在描述过往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很多情况下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完全依赖。有人为了增加每日计步，开玩笑地把手机绑在整天跑个不停的宠物身上。也有人为试错把几十部正在运行的手机放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里，结果一条空旷路在谷歌地图上却显示严重拥堵。这些戏谑行为，揭示了数据依赖的荒诞后果。
在传媒应用方面，越来越广泛地纳入大数据的作用，这是进步，也是飞跃，应该为之欣慰。可是从伦理层面思考，这种取向的尺度还真的需要引入哲学性观照。传播学者吉登斯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这句话的警醒之处在于，现代性的标志——数字化网络化，它的虚拟性与非人性化是不是在取代必要的人类情感，把数字场景与现实生存场景混淆，把活生生的人性推到了社会舞台的边角去了呢?
在时下抗疫、发展、民生、环境和国际冲突课题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任何单项或几类大数据都只是巨复杂系统中的局部变量，因此，不论持大数据依赖还是“大数据傲慢”态度都是幼稚的，需要秉持实事求是和如履如临的心态，一事一策，谨言慎行，对应于国情民心，作出合乎时宜的行为选择。而具有“塑造现实”功能的传媒界，尤其应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