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人工智能在涉足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同时，在播音主持行业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人工智能占据了诸多有限的工作岗位，从而让很多从业者担心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我们务必要保持理性。纵然人工智能功能强大，但是在很多方面人工智能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试从播音创作、播音风格、品牌塑造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以理性探讨人工智能的替代性问题。
▍ 人工智能在播音创作上的局限性
一、人工智能存在情感缺位。
情感是播音创作的灵魂。基于播音情感，创作主体才能对稿件和画面产生感受，形成理解，进而以外部技巧为辅助，实现准确、鲜明、生动的有声语言表达。而人工智能存在情感缺位，同时也不具备形成自由意志的理性基础。人工智能的“思维”过程本质上是复杂的算法演算，它无法进行自由选择，无法超越既定算法，很难依据情感进行价值选择。以《创新中国》为例，技术团队与专业配音团队通过选取搜集李易以往的配音素材，进行处理和调优，完成了李易的音库，并运用算法来设置发音、节奏、重音等方面的效果。现阶段可以通过技术实现的都属于播音创作中的外部技巧，缺乏真实的情感交流，没有办法“及于受众”。比如《看东方》中担任天气播报板块的AI主持人“小冰”，虽然这是一次AI主持正式融入节目的成功尝试，但是画面里只有一束光效，并没有主持人的形象。“小冰“的天气播报十分程序化，朗读生硬，缺乏亲切感，无法真正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央视主播朱广权，他在播报天气时用了这样一段话“你好，我是偏东路径的冷空气，最近挺想大家的……3号，我要冻哭东北内蒙古地区;4号冻懵新疆西藏地区……”，他在保证真实性准确性的同时，语言诙谐幽默，亲切可感，这是人工智能难以做到的。
二、人工智能缺乏交流感。
播音创作主要通过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情感需求，实现与受众的交流。人工智能的传播方式倾向于单向传播，沟通性差，这点在访谈能力上最为明显。人工智能只能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在数据库中检索答语，主动提问和挖掘信息的能力很差，很难自然流畅地和人类进行沟通。比如在人工智能“康晓辉”对主持人康辉的访谈中，访谈形式始终是一问一答，提的问题之间没有连贯性，针对康辉的回答，人工智能也不会通过追问去挖掘更深层次的信息。
对象感的缺失也是导致人工智能缺乏交流感的重要原因。“对象感”讲究“目中无人，心中有人。”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受众的需求有多个层次，比如知晓需求、求知需求、情感需求等。人工智能可以依靠大数据搜索海量的事实，再运用快速准确的语言组织能力，就可以满足受众的知晓需求。而满足受众的求知需求则需要换位思考能力，比如张国立在主持《国家宝藏》时，他会在文物展出的过程中通过“装傻”替观众提出问题，想受众之所想。这种换位思考，心中有人的能力，人工智能并不具备。
三、人工智能不具备二度创作的能力。
播音是一种二度创作的艺术。播音符合创作的基本要素，从创作目的来看，播音创作是将稿件通过有声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的将稿件内容传达给受众。从采取行动来看，为了实现创作目的，必须付出劳动。播音创作要付出的劳动可以用“内三外四”来概括，“内三”是指备稿、情景再现和内在语，“外四”是指停连、重音、语气和节奏。创作的核心环节就是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改变，播音创作是将文字稿件改变为有声语言传递给受众。人工智能所做的只是把文本输出成语音，并没有进行二度创作。正如现代语言哲学大师约翰·塞尔指出，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的大脑一样，既具有意向性又具有主观性。人工智能的行动实际上只是机械的遵循“条件(指令)——结果(行动) ”来完成任务，因此人工智能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播读阶段，难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播音创作，也无法真正与受众形成情感共鸣。
▍人工智能在播音风格形成上的局限性
一、人工智能难以摆脱“模仿”痕迹。
从广义上来讲，新闻播音特别具有“时代感”，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形成不同的播音风格。比如延安时期的播音风格昂扬向上，爱憎分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播音风格热情饱满，节奏明快;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更大，对时效性要求更高，播音风格节奏明快，鲜活多样。从狭义上来讲，播音风格是主持人的人格特色。要揣摩和形成自身的播音风格，需要主持人拥有洞察力、领悟力和深厚的内涵素养。然而，AI主持人只能复刻或模仿，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2019年，AI虚拟主播“果果”在“人民智播报”的微信公众号上岗，它的外形和声音是对人民日报社的主持人果欣禹进行的合成模拟。还有“两会”期间的AI记者助理“小白”，它模仿了央视记者白岩松。目前的AI主持人都是以真人为模板进行合成模拟，这种模拟“有形无神”，能够模仿形象和声音，却无法模仿洞察力、领悟力等。因此，AI主持人只能起到“复刻”的作用，难以摆脱模仿痕迹。
二、人工智能缺乏人文情怀。
与真正的主持人相比，人工智能没有温度，缺乏人文情怀。在2008年汶川地震消息的播报中，女主持人在播报地震中各地区遇难人数时，忍不住哽咽，这一幕非常令观众动容。试想，若换作人工智能，那么这些承载着伤痛的数字就会变得无感和冷冰冰。再比如《开学第一课》中，主持人董卿采访了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许渊冲先生腿脚不便，只能在台上坐着轮椅接受采访。面对此种情况，董卿为了和老先生平视，选择单腿跪着采访。这个动作既温暖人心，又体现出对嘉宾的尊重。如果换做AI主持人，是不会有如此举动的。主持人的言行具有社会影响力，他们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对真善美的践行，往往能引导社会的舆论风向。缺乏人文情怀和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难以真正走进受众内心。
三、人工智能不具备播音风格塑造的成因。
从个体层面上来讲，播音风格的形成要经历一个塑造过程，在这个塑造过程中，主持人的人生阅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条件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人们常说白岩松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主持人，他的“会讲故事”实际上是注重细节的能力。比如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抓住了香港和内地的分界线这个细节，由此作为现场直播的切入点，说明了香港回归的重要意义。再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白岩松抓住了大街小巷的寻人启事这个细节，来说明地震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悲痛。白岩松细节捕捉能力如此之强，与他多年的记者经历是分不开的。这些经历造就了白岩松的新闻敏感性、思维敏捷性和对事实精准把握的能力。人工智能诞生于大数据和发达的算法技术，它们的播音风格千篇一律，格式化严重，缺乏由经历所塑造出来的独特个性。
▍人工智能在品牌塑造上的局限性
一、AI主持人品牌建构要素的缺失。
品牌是信誉度和忠诚度的保证，品牌的塑造更能够增加产品魅力。从这个视角来看，主持人的品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商业效益来说，品牌主持人能够提高节目的竞争力，在同质化节目中脱颖而出，带来经济效益。从社会效益来看，大众传媒具有传递信息、传播文化、宣传政策等功能，主持人作为媒体的台前形象，能够引导舆论，肩负着社会责任。
品牌主持人的建构要素首先是品牌形象，主持人的外在形象关系到受众对节目的第一印象。主持人要通过化妆、服饰等去塑造贴合节目风格的个人形象，成功的品牌形象塑造同样会成为节目的标识，比如鲁豫的短发、刘仪伟的黑框眼镜。其次是个性风格。风格是否独特鲜明，往往决定着他能否成为强人格化的主持人。正如著名主持人撒贝宁，风趣洒脱、魅力四射，辨识度极高，非常受观众喜爱。而AI主持人的形象单一，不够具象化。在综艺节目《我是未来》中，AI主持人小冰的形象始终是光束效果，只能依据程序设定完成一些大幅度的动作，神态表情等无法展现，导致非语言符号的缺失，给品牌形象的构筑带来困难。
二、AI主持人在品牌建构过程中的潜在隐忧。
首先，品牌建构过程中会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从权利主体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不能像法人一样成为权利主体，虽然法人和自然人有本质区别，是无生命的团体，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追溯到具体的自然人意志。人工智能虽然有选择上的随机性，但这种随机性归根结底还是属于算法范畴，不属于自由意志。其次，AI主持人依托于技术团队，这种依附性会带来责任归属问题。品牌建构是主持人，节目方和平台方的多方合作，由于人工智能不属于权利主体，节目一旦出现问题，虽然是由人工智能进行呈现，但责任却无法归属到它身上，这就意味着其他合作方有要承担额外责任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播音主持行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会占据一部分行业生存空间，比如人工智能已经成功应用于新闻采写和播报等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优势“抢夺”饭碗，成为很多人唱衰主持人行业的重要原因。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并没有完全取代真正主持人的可能性，因为人工智能难以具备真正的播音创作能力、存在情感缺位、缺少人性光辉，而主持人的魅力和认同感的获得，正是来源于此。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我们要转变视角，把人工智能看作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将人工智能的“理性”优势和人类的“感性”优势相结合，进一步探索人机合作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