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赶上去往北京东北角亦庄的公司班车，实习生王可每天早上 6 点 40 分起床。如果赶不上，她要面对非常煎熬的 1 小时 10 分钟，代价是从东三环 2 次换乘 21 站地铁。
互联网人似乎越来越忙了。就在最近，快手宣布展开全员大小周（一种加班制度，大周工作六天、小周五天）；为鼓励加班，字节跳动也表示要给周末加班的员工开出两倍薪水。
但加班带来的劳累，有时候会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月 3 日晚，职场社交 App 脉脉上有人透露，拼多多的一位年轻女员工在凌晨 1 点半回家的路上不幸猝死。随后有人表示，逝者所在的拼多多买菜部门实行一种“硬核奋斗模式”，即一周工作 7 天，一周 6 天的“超级大小周”模式，且每天工作时间不得低于 10 小时，每个月硬性要求工作时间不低于 300 小时。
是什么，让互联网人不得不以透支未来的方式奔跑？
天下互联网一般累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一定很累。不论你身处巨头、创业小公司还是服务于互联网公司的供应商，做技术、产品还是运营，身份是正式员工、外包还是实习生。
如果不是，你该庆幸自己的工作还不够饱和。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为了赶上去往北京东北角亦庄的公司班车，实习生王可每天早上 6 点 40 分起床。如果赶不上，她要面对非常煎熬的 1 小时 10 分钟，代价是从东三环 2 次换乘 21 站地铁。
睡眠时间因为通勤被压缩，她早已没有了生活。往返路上坐班车，可以让她获得短暂的休息，“上了班车还能睡一会儿”。可她很难再睡得踏实了——短短三天里，经历了两次事故。
2020 年一个冬夜，她正盘算着到家要不要吃饺子，班车却抛锚在路上。坐在后排的她睡去又醒来，将近一个小时，车都没有动，直到下一辆班车把他们接走。换车时，她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同车人相视苦笑。当晚正值冬至，她的加餐计划也泡了汤。
一天早上，车快开到公司，后排的玻璃瞬间破碎，王可从睡梦中惊醒，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车依然在往前开，破碎的玻璃摇摇欲坠，她身旁的一位同事眼疾手快，一把扶起窗户架子防止玻璃掉下来，成为她眼中的“英雄”。下班时，后窗玻璃已经修好，但回想起来，她依然觉得后怕。
有一次回家，王可从班车换了地铁，在车厢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她的面容大概很憔悴，“有位阿姨一直用怜悯而慈悲的目光盯着我看，一连看了几站地”。
她也曾想过租个近点的房子。一位即将离职的朋友带她去看了自己租的房：从公司打车需要 10 分钟，坐地铁也要走上 2 公里。那是一套每月整租 3600 元的 Loft，户型和采光都不错，但她却感受不到周遭的烟火气。
“晚上外面几乎没什么人，吃的东西也很少。”说到这里，她顿了顿，“连虾吃虾涮都是山寨版。”现在她还是租住在朋友家，就算每天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生活，但是能够看到窗外的车水马龙，她觉得自己离生活更近了。
当然，在五脏俱全的大楼里，也隐藏着生活的碎片，喜茶、无印良品、肯德基都能寻到踪影，健身房也是热门打卡地。王可曾经为了跑步机排队十几分钟，不过她从没有在中医理疗室排上过队，“剩余名额永远是0”。
在公司的理发店里，王可见证了令人动容的一幕。
一位脱发严重的男员工坐在椅子上，对理发小哥说：“麻烦推的时候，可以让我的头发看起来不那么稀疏。”理发小哥麻利地干好了活儿。那位员工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发型，激动又满意地拥抱了理发小哥，说了一句：“谢谢，兄弟！”
公司虽然没有“大小周”，但是运营岗周末常常要值班。最近，她抽空去看了新上映的电影《心灵奇旅》，里面的一句台词让她十分感慨：“当你想要生活的那一刻，心中的火花就已经被点燃。”
她觉得，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并不只是工作繁忙，长时间的通勤和加班让她丧失了感受生活的机会，更不要提心中的那团火了。
失去心中那团火的人不止她一个。张博原先在浙江杭州工作，不久前被一家互联网公司商业化部门挖到北京，他开启了只身一人的北漂生活，除了合租的室友，很少与外界产生联系。
周末如果闲来无事，他会自己去公司加班，他说，周末加班的效率更高一些，工作日各种会议与工作对接，让他分身乏术。到了饭点，要么叫一份外卖，要么在公司便利店买份便当，就着工作日剩下的下午茶凑合过一天。
内卷，并不足以解释互联网的累
朱晓卉正在做一项关于后厂村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她大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对互联网公司密集的后厂村很感兴趣。
后厂村号称是中国硅谷，但整个地区的城市形态像一个倒置的城市。在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商业形态会出现在街道中，街道非常繁忙，展现出生气勃勃的形态。
但这里的公共设施稀少，当地的每一家互联网公司都默认自己要铺设一些“公共设施”，后厂村即便拥有宽阔的马路和街道，但两侧什么都没有，咖啡馆、便利店、健身房、书店……这些本该出现在街道上的商业主体被集中放置到了很多互联网大厂的大楼中。
每一座水泥钢筋搭建起来的基础设施都像一座微型城市，员工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环境告诉人们，工作便是生活，生活离不开工作。
“互联网大厂把城市的公共空间放置到了封闭的空间中，它切割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把人们聚集到了一个有一个封闭的空间之内。”朱晓卉说，这种空间会潜移默化地形塑人们的生活和心理。
脉脉发布的《势在人为·人才吸引力报告 2020》中，互联网行业职场人的工作整体幸福感满意度在各行业排名中倒数第三。他们要面对 996、职场 PUA、年龄焦虑、职场信任、巨婴式管理等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正在被卷入一场无止境的内耗竞争中，他们感觉得很乏力、疲惫和情绪低落。码农、ppt 女工之类的自嘲，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调侃或者玩笑，更是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内省和反思。
“我觉得这是一个庞大体系驱动下产生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在这个庞大体系中，你不断地被推着走，需要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 KPI，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朱晓卉感慨，“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据朱晓卉观察，“互联网内卷”不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公司造成的结果，互联网本身的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这个速度甚至超出了我们已知的绝大多数行业。资本快速进入互联网行业，加速了这种变化速度的更迭。这种向前的力量加载到公司，再由公司加载到每一个员工身上，他们的压力要比传统行业从业者的压力大很多。
周小璐在 2020 年末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大厂新业务线工作。部门负责打造新产品，但按照公司规定，各项数据未达标，他们的产品不能独立上线，而是依靠在主产品中继续孵化，等待数据跑通了，才能单独上线新产品。
这一模式是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采用的孵化新业务线打法。周小璐在原来的互联网公司能在每天 8 点前下班，在新公司每天都要晚上 10 点之后才能下班。
这种新业务线强调重运营，不论是运营模式，还是商业模式都处于探索中，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成本去探索，一切都还没有固定的标准。
这类新闻总是能引燃人们的情绪
她对自己的探索性工作和生活状态并没有表现出反感态度，困了有星巴克或咖啡机，累了有太空舱、行军床，倦了有健身房，健身房内有淋浴室。在一些不吝惜豪华装修的大公司，办公楼内部甚至还有一整面攀岩墙。
“身边绝大多数人都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周小璐说。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硅谷还是比北京更讲究 work-life balance。”
这是很多在中美互联网行业都待过的从业者的共同想法。尽管硅谷的工作强度并不是某些自媒体所言“到了下班点人就全走光”，但总体上看，工作强度仍低于国内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那么，“硅谷模式”是一个好未来吗？
有位 eBay 华人前员工曾经和京东有过一段合作。京东的项目经理直接表示，我们不需要看你们的进度，有什么需求尽管提。看着晚上 10 点仍然灯火通明的京东大楼，再看看 eBay 派去京东的人，五点多就回到了酒店，他觉得京东的人所言非虚。
显然，能让国内的互联网人的工作强度、下班时间向硅谷看齐，就堪称“功德无量”了。
但在短期内期待这种转变是幼稚的。在目前国内互联网的竞争压力之下，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加班、劳累都将是互联网人的常态。
自称“百度资深研发工程师”知乎用户“日拱一卒”分析认为，互联网天生具备垄断属性，一旦成为细分领域的领头羊，即可独占利润。老二、老三还能喝点汤，后面的则可能输掉底裤。每个团队都只能拼命加快产品迭代、更快地占领市场。
他还认为，互联网行业的玩法和传统行业的创业玩法不同，互联网行业一旦核心逻辑被验证，就会通过风险投资去烧钱抢客户、占市场份额。在马太效应之下，跑得越快的公司拿到的融资越多，就有更大的希望循环往复，做大做强。
另外，相比硅谷已经较为成熟的公司体系和竞争格局，国内互联网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不断变化之中，企业管理的平均水平远不如硅谷，相比需要时日的精细化管理来说，做一个“技术人力密集型”的企业反而是一件容易事。
正如职场作者“人神共奋”所言，当提高管理水平这一类向企业内部“抠”来的效益，远远小于业务拓展、产品战略等向外部市场“抢”来的效益时，996 就成了是企业“相对理性”的选择。
一位“打工人”的企业微信年终总结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逻辑中，这是一个难以打破铁律。只不过在发展最快的互联网行业中，它表现地尤为明显，甚至在很多时候带着一丝血腥味道。想要打破它的束缚，“逃离”似乎是一个最直接方便的选择。说到底，“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
“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2020 年 1 月 4 日，拼多多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李某用个人手机在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上发布了这样一条“不代表任何拼多多官方态度”的言论。
虽然拼多多官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这位“李某”还是讲出了大实话——干不了，就走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