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末，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机器学习牛人Pedro Domingos, 量子计算牛人Scott Aaronson等22人签署了一封致ACM的公开信，要求重塑学术界「言论自由」的风气。对此，David Karger进行了公开反驳，而随后Pedro Domingos出面对David Karger进行反驳，指责其看法是「废弃文化」。
科学，是最接近真理的那门学问。
科学家，就如同科学通向真理的「媒介」，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我们得以了解世界的真实模样。
然而，就在他们为科学发声时，却总是因为身份、种族、国籍或一些言论问题，让科学理念无法正当地传播出去。
科学需要「自由」吗？至少，以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机器学习牛人Pedro Domingos，量子计算牛人 Scott Aaronson等人为代表的22位科学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于2020年末联名向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发起一封信，「声讨」一切对科学家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呼吁建设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包容的社会。
但正如一个科学观点会在业界引起广泛讨论一样，这封联名信也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人工智能专家David Karger随后发文谴责该行为的不妥之处，称其缺乏实际意义。
22位联名者之一的Pedro Domingos再次发表不满，并强调信中的观点——那些抵制科学家本人的行为，不应被忽视。
似乎，「废弃文化」的火焰正在学术圈儿燃烧。
22名学者签署致ACM的联名信
2020年12月29日，22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教授向「ACM通讯」发了一封联名信，全文内容如下：
尊敬的ACM通讯编辑部，
我们是一群研究人员、行业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带着悲伤和警惕的心情写下了这封信，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打压行为，企图限制自由和不受约束的科学研究和辩论。这些行为包括「呼吁学术抵制」、「试图解雇员工」、对「麻烦的」个人进行围攻等等。我们支持对「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包容的社会」的讨论; 意见不同也是自然的。我们谴责一切强迫科学活动支持或反对某种社会政治信仰、价值观或态度的做法，包括阻止研究人员自由选择研究内容，或限制科研相关问题的自由讨论。
这样的行为与科学探究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科学探究的进步往往得益于对那些别人认为难以置信、平淡乏味或者错误的东西的追求。辩论必须不受事先限制，使用公开羞辱或类似手段来限制科学研究和讨论的范围是倒退的做法，违反了 ACM 道德准则所表达的价值观。当这些行为针对的是年轻的同行和学生这些弱势群体时，尤其如此。
我们敦促学界重申其核心原则，即:
1. 科学工作的判定应以科学价值为依据，不受研究人员的身份或个人观点的影响
2. 科学界就某一观点或主题的讨论和辩论必须不受事先限制
3.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其个人观点或政治观点、宗教、国籍、种族、性别或性取向而受到骚扰或攻击
科学事业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使用友好的语言和专业行为的基础上。事实上，科学界的所有分歧，无论多么激烈或令人担忧，都应该通过争论和说服来解决，而不是通过人身攻击或强硬拒绝持不同观点的人。
简而言之，挑战和辩论的想法总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应该得到鼓励。但是对持这些想法的人进行边缘化、恐吓、或者攻击却并不是。
反对声如期而至，AI专家批其缺乏实际意义
David Karger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的一名成员。
他从这封联名信的三个主要观点开始进行了反驳。
第一，科学工作的判定应以科学价值为依据，不受研究人员的身份或个人观点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观点，David Karger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这个原则就是为什么会议进行盲审文章的原因: 当评审科学工作时，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这迫使同行完全根据它的价值来进行评判。那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请愿书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呢？Karger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但他都不同意。
首先，请愿书可能是针对某些情况(面对一些请愿书的作者) ：比如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发表了伤害他人的言论，因此招致学界的谴责。但这是对一个科学家的判断，而不是科学，所以第一个观点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这份请愿书可能是为了解决争议，比如最近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女性科学家的导师制有负面影响」，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关注，最终被作者撤回。但是第一个观点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尽管不喜欢这项研究的社会影响的人们将注意力引向了这项研究，但撤回这项研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篇论文中的科学性是有缺陷的。这种有缺陷的科学使其通过了同行评议，这是该体系的一个缺陷。有人可能会说，这篇论文受到更仔细的科学审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但是，导致修改后的判决撤回的肯定是「科学」，而不是「作者的个人观点」。
为了给出一个最好的解释，David Karger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假设某位科学家从事伟大的工作，但却公开宣称「某个种族或性别是低等的」。假设这个人把他的论文提交给一个会议，那么该会议是否应该拒绝评审这篇论文？David Karger认为如果拒绝接受论文是非常过分的做法，但如果接受，却不让这位科学家有机会出席会议作介绍，则是「非常恰当」的做法。拒绝「某个人」而非「科学研究」
他认为可以找一些代理人来会议上做演示。如果这位科学家对代理人的陈述感到不舒服，他仍然可以在 Arxiv 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而且相信科学家也不会因为作者的个人观点如何而放弃「引用」该论文。
最后这个例子指出了David Karger想反对的第一点的最后一个潜台词: 当科学是好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尊重、钦佩或者感谢那位做出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但如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是个「混蛋」，我们可以拒绝和他接触，而这些做法都不是在评判科学，而是针对个人。
对此，联名信发起人之一Pedro Domingos出面回应：
首先，对于David Karger所说的「第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无需辩护，同行盲审会解决这个问题」，Pedro Domingos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盲审并不能阻止研究人员在论文发表后遭到人身攻击，不能阻止他们在论文发表前不做不符合规范的研究，或者在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遭到骚扰和压制」。废弃文化无处不在: 在大学、公司、研究实验室、教室、会议、非正式聚会和邮件列表中都能感受到。反对它的人有被解雇、被排斥、被敌对等风险，而这些都不是盲审所能避免的。Pedro Domingos认为Karger 的观点说明了他对废弃文化的本质和程度严重缺乏认识。
同时对于「攻击科学家并不是攻击科学」，Pedro Domingos认为这不是重点，问题出在因为某位科学家而导致攻击科学的时候。对于Karger所说的《自然通讯》论文的例子，Pedro Domingos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天真」: 为什么另一篇论文由同样的作者发表，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但恰好与意识形态一致，而没有受到攻击和撤销？根据是否符合意识形态设立两种论文评判标准也可以吗？这对由此产生的研究主体的平衡性、客观性和可信度有什么影响？
然后 Karger 认为，即使一个科学家已经做了有资格发表的研究，如果她的某些与论文不相关的观点是 Karger 反对的，那么不允许她参加会议发表论文也是可以的。但是，即使你同意这种观点(我不同意) ，这显然是让反对意见主导论文的接受。因此，在说了第一点不需要辩护之后，他自己又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科学界就某一观点或主题的讨论和辩论必须不受事先限制。
对于第二点，David Karger认为没有什么事先的约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在学术社区里说任何想说的话，在 Facebook 上发布任何想发布的东西，或者在会议或期刊投稿中写任何想写的东西。所以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拓宽解释。
一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追溯到他已经讨论和驳回的第一点: 把拒绝科学家和拒绝科学混为一谈。另一个原因是，作者攻击那些警告某些类型的提交将被拒绝的声明。例如，NSF 声明，如果提交的提案没有讨论研究对社会的影响的「更广泛的影响声明」 ，将被拒绝。同样，NeurIPS 会议已经开始要求在每篇论文中就潜在的更广泛的影响包括道德方面提交声明。当然，这些并没有真正限制我的讨论，但它确实告诉我，某些类型的文章不会被接受或出版。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每次征集论文都会描述他们正在寻找的主题，同时暗含着关于其他主题的论文会被拒绝的指导意见。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话题事先约束」所以关于这一点存在一些致命的模糊性，作者没能够解释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事先约束有哪些。
对此，Pedro Domingos的回应是：
Karger说，这个原则完全得到了满足，因为在主题或观点上没有事先约束。这再次揭示了对于科学家面临的社会压力的一种「令人震惊的天真」。Karger 声称，例如，NeurIPS 要求更广泛的影响报告和道德审查并不能真正限制什么论文可以发表，因为这与列出会议感兴趣的主题没有什么不同。尽管 NeurIPS 在征集论文时明确表示「无论论文的科学质量或贡献如何」，但提交的论文还是可能会被拒绝，原因是提交的方法、应用或数据会造成或加强不公平的偏见。这难道不是明确的限制吗？尤其是，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限制。
第三，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其个人观点或政治观点、宗教、国籍、种族、性别或性取向而受到骚扰或攻击。
对于第三点，David Karger认为有一点让他彻底否定了这种说法，就是：「基于个人观点或其政治观点的攻击」。
他想不出在任何情况下，基于宗教、国籍、种族、性别或性取向来攻击某人是合适的。这些是与生俱来且无法控制的个体特征，应该永远珍视或至少接受它们的多样性。而骚扰和攻击，在目前的互联网上就是明确地寻求伤害一个人，就像身体上的暴力一样，应该在同样的情况下被拒绝。
此外，David Karger还猜测这封联名信的「动机」是因为一些「签署者的言论遭到了强烈反对」，而发联名信最终是为了防止这种反对。但他不支持这种做法，David Karger认为有些反对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但总而言之，他支持在领域内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反对言论。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规则应用到当下的新冠隔离，说我们不能隔离任何人，因为强迫未感染者隔离是不公平的。强制实行这样的隔离在个人层面上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正确选择。
对于第三点，Pedro Domingos的回应是：
Karger说他同意这一点，但是他也同意，但他强烈赞成基于个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攻击。他认为这些攻击不应该是人身攻击，但这正是我们看得太多的地方。而且，尽管他这样说，Karger似乎很难区分对个人的攻击和对观点的攻击，特别是说“应该基于个人的观点来攻击他们”，他这样的观点表明了他距废弃文化仅一步之遥。
对于Karger最后所说的: 「我支持我们领域越来越多的反对言论」，他没有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哪种形式的反对。他认为我们需要反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检查时有一些「虚假的错误」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目前有太多的「虚假的正确」。但恰恰相反，当前的学术界的天平强烈倾向于到处都能看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将这种误解放大到荒谬的极端，并牺牲任何与之相抵触的人。Pedro Domingos还拿自己作为例子: 「在质疑了NeurIPS 对道德审查和更广泛的影响陈述的要求之后，我被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厌女者和偏执狂。这是Karger说的所谓的「虚假的错误」吗？还是他有针对性地说明了许多人对废弃文化的漠不关心，而这正是我们联名信试图抗争的？」
废弃文化「火出圈」
因为互联网，无名之辈可以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因为互联网，公众人物也能一夜之间声名扫地，更严重的是遭遇「废弃」（cancelled）。随着被废弃的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废弃文化」（cancel culture）也成了网络热词。
作为cancel的新用法，「废弃某人」，通常针对知名人物，意味着「不再对其给予支持」，具体行为包括：抵制某演员参演的电影，拒绝阅读或宣传某作家的作品等。
至于废弃某人的原因，「往往是被废弃者表达了令人反感的言论，或做出了让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以致继续为此人出资会留下不良印象」。
但废弃文化之所以愈演愈烈，还是因为它借助了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比如今年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正是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助推下，废弃文化瞄准的对象由文化圈拓展到政治、商业和学术等各个领域，废弃的方式也从抵制作品升级为要求道歉，甚至强制辞职。
在废弃文化的一片喧嚣中，有人指出了其背后的冷峻事实：它关乎如何就公众人物的恶劣行为向其追责。相比让公众人物失去身份甚至饭碗，废弃文化更应关心的，或许是建立新的道德和社会规范，以及明确一旦违反这些规范时，应采取何种集体反应。
借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说：前方无所不有，前方也一无所有（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究竟是哪一个，还要靠我们自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