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新」在哪里？

新型基础设施，简称「新基建」，今年两会成为国家规划之后，成了一个热词，它到底新在哪里？

这要从基础设施本身开始说起。

基建设施，英文叫“infrastructure”，直译为“架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城市底层的东西——为国家、城市或地区提供服务的基础建设体或系统。

传统上来看，机场、桥梁、运河、水坝、灯塔、公园、港口、铁路、道路、供水，这些就属于基建的范畴。

从传统基建来看，有这么三个特点：第一是投资大周期长。第二是公共性，要所有人都能用，而且用的人越多越好。第三是有溢出效应，使用者得到的好处，是大于建设者的好处的。

第三条在经济学有个词，叫“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这个也不难理解，就拿建高铁来说，其实很多高铁线路是亏损的，建设者是赔钱干事，但是对于市民而言，通高铁之后，生活工作的幸福指数是极大程度提高了的。这就叫外部性，一个人投资建设，所有人都能享受好处。

虽然都叫基建，新基建和老基建的内容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说老基建是工程建设，新基建则是技术运营。

虽然新基建中也包含一些工程建设，比如特高压、充电桩，但是新基建最相对而言重要的内容是这样一些技术：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工业互联网等等。

直白一点说，新旧基建的核心差别是，旧基建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新基建都是我们是无法直接碰触的技术。

旧基建服务的是原子（商品），而新基建服务的是比特（信息）。而现今社会，比特信息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

其实大家看自己生活相关的例子就知道了。

疫情期间，大家都出不了门，但是对于疫情不是那么严重的地区而言，咱们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没受影响的，靠的就是手机上的一个个APP。

这些APP背后连接的是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后台，而这些服务后台，用的就是新基建相关的技术：代码就跑在云计算平台上，商品推荐用的是人工智能。

除了疫情期间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离不开网络。我们很少看到可以完全不用手机和电脑就能完成的工作，这就对支撑我们网络服务的计算资源、网络资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个世界，已经由物质驱动，变为由信息驱动，现在总说数字经济，指的就是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新业态。我们每个人已经在享受新基建相关技术提供的服务。

新基建，加大的就是加大技术的总社会供给，让企业、人更容易的得到技术服务。

但是新旧基建也有差别，主要是这么三个：

第一，旧基建是普通人、普通的公司就可以拿来就用，新基建不行。

旧基建，家门口修了一条路，我们是不需要说明书的，出门马上就得到了便利。工厂也可以马上通过公路把货物运出去。

但是如果城市建了数据中心这样新基础设施，但普通人是没法直接用的，没有技术能力的普通公司也用不了。必须等某专业公司，或者招募了专业技术人员，开发了应用服务，放在数据中心去运行，才能使用。
所以新基建的门槛是比旧基建高的。

第二，旧基建比较保值，新基建不一定。

还拿高铁站来说，修好一座车站，只要不发生大问题，适当的维护下，能用蛮久。但是新基建不一样，技术的变化速度太快，如果没能得到恰当的利用，用不了多久，资产就会大规模贬值，你可以感受一下二手电脑和新电脑的价值差别。

第三个，提供旧基建的公司会比较多，能提供新基建服务的人就比较少。

因为新基建和技术高度相关，不是每个人都能搞新基建。传统上，搞基建可以拉动投资，当年4万亿基建投资直接带动了就业，但是新基建恐怕不行，懂技术的人太少，就业人数也就少。

这么说起来，似乎新基建的风险不小。技术资产保值是个大问题，懂得用会用的人也少。那新基建投资是不是就得谨慎一点？想好怎么用再投资，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对的。

首先技术需求的爆发是不可预测的。比如疫情来了，我们才知道对网速的需求原来这么高。相比其他国家，咱们应对疫情相对较好，其实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分不开的。深圳一座城市的基站数量，就超过欧洲一个国家的总量，现在市民得到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虽然搞新基建的人比较少，但是只要我们有了网络基础设施，有了计算基础设施，应用服务才能运行的比较好。快递人员虽然不懂新基建，但是他们得到的工作，就是新基建创造出来的。有人计算，一块钱的技术投资，能带来3-5块经济社会回报。

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相比较印度，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的旧基建做的好，公路、水电，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而像网络服务这样的新型基础设施，我们甚至已经比发达国家也不差，在5G时代更可能还是领先的。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前瞻性。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说明。

因为查基建学术资料，我查到一篇很老的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于1985年2月7号，可能比很多读者年纪还大，叫《加速电气化，促进新技术革命》，作者是当时的中国水电部科技司高级工程师陈德裕。

这篇文章谈的就是在电气化时代（电气化，就是电力所引发的产业革命），中国应该如何投资电力基础设施（旧基础设施）。

我们现在很少遇到停电事件，但是几十年前，中国是经常缺电的。不过，对于如何修建电力设施，当时有争议，有人觉得虽然暂时缺电，但是不能过度建设，防止浪费（毕竟当时经济水平还有限，用于投资的资金也有限），但是陈德裕不这么想，这样写到：

对于怕基础建设投资浪费的提议，陈工程师的看法可以这样总结：

怕投资浪费，不敢投资电力基础设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苗头。因为产业对新基础设施的需求（在当年，这个新基础设施就是电力），往往是超常规速度的。

需求往往是爆炸性增长，所以建设弹性系数一定要大于1，也就是建设投资规模，要大于当前的需求规模。

35年前，陈工程师对当时的基础设施投资，得出这样前瞻性的结论，是非常了不起的。毕竟那个年代，经济规划讲得还是要精确、准确。

我猜陈工程师写文章的时候应该还年轻，所以做了一点搜索，结果看到这样一份个人简历：

陈德裕，电力专家，浙江绍兴人。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曾任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三厂助理工程师，开远水电厂、岷江电厂副工程师，宜宾电厂发电课课长，冀北电力公司副工程师。建国后，历任华北电业管理局调度科科长，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生产技术处技术科科长，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电气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水电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科技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五十年代初期在我国电力工业中首次按等微增率开展经济调度。六十年代为完善我国的双水内冷发电机作出贡献。

牛人就是牛人，这句“五十年代初期在我国电力工业中首次按等微增率开展经济调度”，证明了对陈老爷子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准确历史评价。

时过境迁，35年后，就像我们对旧基建也曾有过疑虑一样，对新基建我们可能也有忐忑不安，但是成就最终一定是陈老爷子这样的有见识的实干家推动的，他们有超越时代的眼光。

我没查到陈老爷子的照片，但又想向他老人家致敬。考虑他的一大贡献是双水内冷发电机，而坚持真理总是艰难，所以就用下边这张冰霜下的发电站作为文章配图，以示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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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对每一份投资都精打细算，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不适度超前投资新的基础设施。新基建的好处，不仅在于创造新产业，作为比特技术，它还将赋能基于原子的旧基建。比如，我们完全可以把新基建技术，用在旧基建设施上，一条公路，可能就变成了智慧交通路网的一部分。也就是好的新基建，会把旧基建，也变成新的，修旧如新。

新基建虽然千般好，但是还有一条戒律，绝对要谨记，那就是新基建必须坚持开放性。

基建的价值就在于外部溢出。我们刚才说了，和旧基建不同，新基建不是能直接用的，要二次开发。如果二次开发不方便，不开放，只有少部分人，小群体才能使用，那这就不是有溢出效应的公共基础设施了。

就像即便是旧基建，如果一条高速公路，各种设卡，通行不便，也就失去了基建造福人类社会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