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新基建任泽平

【51CTO.com原创稿件】

新基建无疑是我国今年的一大热词。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其中的一“新”，就是新基建。

基建，也就是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国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共分为三层：

狭义指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更宽松的定义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油气和矿产;最广泛的定义延伸至房地产。

还有一种分类法，是将交通运输、能源、通信、水利四类归为经济基建，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养老、环保归为社会基建。

在近日出版的《新基建》一书中，作者任泽平提到，基础设施的基础地位决定相关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前面，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那么，我国基建的现状如何呢?

目前，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数量上看，根据IMF 数据，2017 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 万亿美元(2011 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 万美元，在149 个经济体中居第37 位，低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从质量上看，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 位，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与聚集而短缺。

在经济基建领域，我国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举例来说，在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居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又比如，我国的铁路、公路、城轨里程都位居世界前几名乃至第一名，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分，我们的铁路服务效率、道路质量，排名都远低于日本、美国等。

而在社会基建领域，我们与美、日等国家的差距相较经济基建更大。

比如，在科技研发领域，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中国人均科研人员数也远低于美、日。此外，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的占比分别为16.9%、19.6%、63.5%。可见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

又比如，在中国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3.8、2.3 个，在美国这个数据则分别为92.3、27.7个。

任泽平认为，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是应当为人口和产业发展服务的。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弥补过去基建的短板的同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是新时代对新一轮基建的本质要求。

新时代产生了新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凡是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属于“新基建”。——任泽平

“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所以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因此，如果说20 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那么未来20 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于“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四万亿”重来，简单地重走老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鬼城”现象。

因此，“新”一轮基建应该要做到五个“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传统基建短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铁及轨道交通、充电桩等新型基建。

发展这些基建领域的用意何在?其实这些基建领域是相辅相成的。举例来说，5G网络因为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特性，是建立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就相当于“信息高速公路”，因为能够承载庞大的数据和信息并提供高速传输通道，补齐了一直以来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发展的短板。而工业互联网就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来联结人、机、物，推动万物互联和智能化。

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的信息新基建领域都是耗电大户。我们国家本来就是耗能大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皆位居世界第一。我们国家80%以上的能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但是70%以上的电力消费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导致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建立能够保障能源供应和高效利用的电网。而特高压正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

所谓的能源互联网，是指能将风能、太阳能等有随机性、波动性的能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利用的网络，即“智能电网+ 特高压电网+ 清洁能源”。特高压的输电能力是现有直流电网的5~6 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能更好地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新是指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因此这些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 等基础设施都将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2019 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可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地向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换言之，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和城市群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加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高库存。

就比如北京，政府每次在城市规划方案中设定控制常住人口上限，但没过几年这个数字就被超过。就是因为总想着控制，基础设施的配置总是在追赶人口的状态，土地、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等均供给不足。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我们应当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势必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三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

四是新的方式。新基建的资金来源应该通过规范并推动PPP融资模式。所谓PPP融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私人资本合作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提高效率，拓宽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还需要给新基建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就比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给研发支持加计扣除，给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的优惠。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的“新基建”，也就是制度改革。比如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等等。

当前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结构转型等重大挑战，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应对，能否化危为机。

其实，回看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是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通过实施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而且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作者相信，新基建是应对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因为它可以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同时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