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PC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减少，虽降速放缓，但人口红利不断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2019年9月用户规模达5.92亿，同比减少1.5%。用户以男性用户为主(52.6%)，30岁以上用户增多，本专科用户为主心骨，用户城市下沉趋势依旧。时长红利也消失殆尽，2019年6月人均上网时长已不足1.5小时，同比减少6.3%，寻找行业出口及应用场景已是关键。
2019年移动互联网月独立设备数逼近14亿台，但增速明显放缓，同比增加6.7%。男性与女性网民规模均有所上升，35岁以下用户是主要群体。人均单日上网时长达3.6小时，取得新高，但增速放缓(同比+11.7%)，占有用户时间的天花板逐渐显露，行业迈进厮杀更为激烈的局面。
可以看到，以中国网民的数量趋向饱和为基础，流量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增量市场转变为存量市场，而企业的生存发展也遇到诸多难题。
下沉市场变成所有互联网企业的必争之地。若问下沉市场将带来怎样的商机?阿里巴巴整个财年超过1亿的新增用户有77%来自于三线及以下城市。依靠下沉市场快速登陆资本市场的拼多多过去一年股价涨幅达到103.98%，市值一举超过百度和京东。瞄向下沉市场是一场危机下的狂欢，如今成了流量红利消失后的增长机会。
从另一侧来看，在国内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从线上世界融入到社会行业发展的多个层面，并且推动了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大拐点中，以 BAT为代表，身处其中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寻求改变。
在之前，互联网或软件企业对技术的看法不一，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有用，有多大?有运营的因素，也有其它因素，似乎技术很有用。在互联网生活中，远程视频，交流互动，共享图片，结识新朋友，做生意等，都是由全球千万计的工程师(开发者，决策者，组织，个人等)不断贡献，提出新想法，开发出创新服务。
也正缘由于此，中国的IT互联网出现了一些共同点：包括 BAT，TMD 等大小巨头在内，这些代表性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架构调整和人事变动中均竖起了技术之旗帜。
腾讯技术委员会成立
2019年，腾讯技术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这距离18年9月30日，腾讯宣告拉开产业互联网的大幕，转战互联网下半场已经过去了100多天。
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是腾讯的表决心，也是向外界释放的一个巨大讯号：过去一个季度，腾讯的组织架构调整已有了阶段性成果。互联网的下半场，腾讯希望用技术说话。
据悉，腾讯技术委员会由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技术工程事业群总裁卢山和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两名腾讯总办成员牵头，几大事业群的技术负责人悉数进入技术委员会的决策圈。技术委员会同时下设「开源协同」和「自研上云」项目组，发力内部代码的开源和协同，并推动业务在云上全面整合。
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腾讯的“技术中台”初露端倪，人们开始对这次组织变革有了新的想象空间。不过探索与建设仍需耐心，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委员会能否打破腾讯现有的各事业群之间技术封闭的僵局?它如何让腾讯重拾技术信念?整合的阵痛会不会给推进带来阻力?
想要通过技术委员会来重新激活组织，20岁的腾讯恐怕还要回答这些问题。
调整阵痛期后的方案落地
2018年9月，腾讯启动战略升级，时隔6年后对组织架构进行变革，新成立了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和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
这也是腾讯在2005年升级为BU(Business Unit)事业部制、2012年升级为 BG(Business Group)事业群制后，第三次主动战略升级。“成立技术委员会”、”内部分布式开源协同“、“打造具有腾讯特色的技术中台”等话语，也首次出现在官方公告内。
其实开源对腾讯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11年，腾讯便在内部提倡以公共组件的形式共享和复用代码，并于次年发布了第一个对外开源项目。
对于腾讯这家公司而言，所谓开源，本质上就是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技术中台，避免重复造轮子。
但过去几年，腾讯开源做的并不足够彻底，主要受制于腾讯过去的组织结构。如果研究腾讯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腾讯现有的公司结构大体来自2011-2012年前后公司的那次变革，当时云计算、大数据、AI技术都尚不成熟，组织变革主要为了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事实上，上一次变革也确实帮助腾讯很好的实现了从PC到移动时代的过渡。
腾讯创始人张志东曾在腾讯学院演讲中表示，对腾讯而言，原有的生产模式好处是能以部门或产品组为单位，完成自主立项，快速试验，这种组织方法有其边界简明和利于快速尝试的优点。
“但今天这个时代下，因为数据中台建设的缺课蛮多，除了在技术上会造成许多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在大数据的应用上，还会带来很重的数据墙和组织墙的问题。”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是腾讯的核心管理团队痛定思痛，产生变革决心的来源之一。在腾讯20周年内部分享上，关于开源协同的问题，卢山曾进行过深入讨论：“有了开源，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彼此，团队之间也能更客观地评价，最终通过协同形成信任。希望五年以后项目、技术、研发同事都能很方便地在腾讯的‘技术地图’上自由选择要用的技术。”
区别于对外开源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推进节奏，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腾讯希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力推动内部开源协同的步伐，从而减少代码的重复开发，提升项目推进效率。
截至2019年1月，腾讯正式发布的对外开源项目共计69个，开源项目累计在GitHub获得了19万Star数。诸如腾讯云T stack、蓝鲸智云BlueKing CMDB、微信开源系列(如WeUI)、TARS等，都是腾讯开源的模范案例。
如果说2018年9月30日的架构调整彰显了云业务在腾讯未来战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次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也能看出腾讯在推动内部研发工作在云端深度整合、加速云上配置的一体化。
针对云业务，汤道生曾在内部分享时提及，腾讯团队这几年不断去完善CDN、网络和虚拟管理的能力，都是锻炼技术的过程。只有敢于把这些工具、能力都放上云，都对外开放，才能够验证自己在行业里是否处于领先水平。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业内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
补足中台缺失 迎来产品技术双驱动
一直以来腾讯内部都有一种声音，认为公司的资源和研发力量存在分散浪费的情况。以AI研发为例，相比阿里和百度，腾讯的AI技术落地都在贴合场景需求推进，而不是先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前沿技术再找落地场景，可谓非常接地气。但这也导致腾讯此前的AI研究院布局分散，几乎每条业务线都有自己的AI研发团队，比如微信就有自己的AI team，此外腾讯内部还有优图实验室和AI Lab。
拆墙和融合，无疑将是腾讯技术委员会接下来要攻克的重点。但看起来，它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此。
腾讯自张志东后再无CTO，此次技术委员会的成立，虽有卢山和汤道生牵头，各技术事业群负责人群策群力，但是否真能补足腾讯在技术上的缺口并重振信心还尚未可知。
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从企业文化层面考虑，腾讯技术委员或许能让腾讯的工程师文化再度发扬光大。
针对这种变化，卢山就曾对内表示，希望今后的新员工会觉得，在腾讯做开发是很幸福的东西，能学到很多东西，能看到很多优秀的代码。“人们不仅谈论硅谷文化，也谈论我们中国开发人员的代码文化。”
而在公有云上开发，也同样对腾讯员工的职业生涯意义深远：“我们希望员工在腾讯这几年所学习的技能同样在外面有用的，而不是只在腾讯有用。”汤道生说。
技术委员会这样的考虑，是因在腾讯内部，工程师文化依然是主流，鼓励用代码、用技术说话——“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卢山曾提出要建立技术社区，给技术人员每人发十个别人的代码，让大家在“互喷”中进步。
小米：技术事关生死存亡
与腾讯相比，小米对自家技术委员会的定位颇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
小米成立技术委员会的时间是 2019 年 2 月 26 日。当时正值小米新一轮架构调整，此前担任小米首席架构师、小米人工智能与云平台副总裁的崔宝秋被任命为小米集团副总裁、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对此，雷军表示，小米要继续强化技术立业，因为技术事关小米生死存亡，是小米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和引擎;而崔宝秋的使命是要进一步强化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着力提升小米的技术方向决策，以及在技术人才招聘等方面加大力度，并探索未来技术趋势。
从这次任命以及后来 4 月份的具体人事任命来看，小米技术委员会不仅要承担技术研究、方向把握和技术合作的角色，也要负责小米整体的技术文化、技术角色和技术人才培养。
关于自身小米技术委员会的角色变化，崔宝秋曾经在 CCF-GAIR 2019 上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之前就负责小米的 ABC(AI、Big Data 和 Cloud)三块，现在是负责整个集团层面的所有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也包括设计;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技术路线、技术演进、技术储备等)其实没有变化，区别在于之前更多是横向推动，而如今是从上往下推，推动起来更加方便了。
当然，在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之下，崔宝秋还要掌管小米的设计委员会和隐私委员会。除此之外，崔宝秋还要负责小米的对外技术合作(比如说跟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合作)和工程师文化的打造，当然，这也是崔宝秋在此前的任职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在接受雷锋网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在小米内部推动类似于硅谷创业公司的工程师文化，包括崇尚开源等。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小米开发者大会上，崔宝秋作为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进行了《携手探索技术未来》的演讲，而小米的核心技术也由此第一次整体亮相。
在现场，崔宝秋介绍了诸多小米核心技术，涵盖智能手机、Auto ML、小米移动端深度学习框架 MACE、NLP、Pegasus 和小爱同学 3.0 等，并总结出了 IoT 到 AIoT 的三大质变因素，可以说是 “小米技术大阅兵”。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大会上，国际语音识别和AI领域的知名专家、语音识别开源工具 Kaldi之父丹尼尔·波维Daniel Povey在加盟小米集团后首度亮相。
丹尼尔·波维Daniel Povey表示，他之所以愿意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工作，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小米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纯粹、极致的开源文化，以及开放、共享的理念。业内人士分析，中国互联网企业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吸引相关领域的全球优秀科学家的主要原因。
小米宣布启动“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提出未来5年将在AIoT领域投入100亿元，本次大会不仅吸引了AI、大数据、云计算、电商和智能硬件的开发者，还吸引了地产、酒店、家电等多个万亿级产业的众多代表们，他们都希望分享小米对AIoT产业发展的洞见。
将AIoT列为核心战略，也为小米的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据小米第二季度财报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IoT平台已连接的智能设备(不包括智能手机及笔记本电脑)数量达到约1.96亿台，同比增长69.5%。
此外，人工智能助理“小爱同学”的月活跃用户于2019年6月达到4990万人，同比增长88.3%。智能电视及小米盒子的月活跃用户于2019年6月达到了2260万人，同比增长53.8%。机构分析认为，整体看来小米的AIoT平台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未来5G+AIoT将会持续赋能，以建立更丰富更具活力的生态系统。
百度第三任 CTO 王海峰的新使命
作为 BAT 之一，百度在市值上已经被另外两家远远甩在身后，但在技术层面，百度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而纵观百度在 2019 年的诸多动态，最为引入注目的莫过于其第三任 CTO 的任命，担任这个角色的，是技术大牛王海峰。
在学术层面，王海峰履历亮眼。他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 ACL 历史上首位出任过主席的华人，也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 ACL 会士，获得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是首届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唯一获奖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值得一提的是，王海峰还曾经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候选人。
在职业生涯方面，王海峰于 2010 年 1 月加入百度，至今已经有近 10 年的百度职业生涯。他历任高级科学家、基础技术首席科学家、副总裁、高级副总裁;他先后为百度创建了自然语言处理部、互联网数据研发部、推荐引擎和个性化部、多媒体部、图片搜索部、语音技术部等;协助创建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 IDL，创建了百度 AIG，后来在 2018 年底担任 AI 技术平台体系(AIG)和基础技术体系(TG)总负责人。
可以说王海峰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在百度的职业生涯，都都完全够得上百度 CTO 对技术本身的极高要求了，尤其是在 AI 时代，这种优势更加明显。不过，王海峰作为百度 CTO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在百度已经任职近十年，在一步步成长过程中，不仅仅对百度的技术进展贡献有加，也深刻地了解百度的技术发展和产品发展体系，在技术管理层面也已经积累大量经验。
从几乎所有角度来看，王海峰就任百度 CTO 都是最佳选择。
百度之所以重新设立 CTO 的角色，按照李彦宏的说法，是为了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巩固公司核心技术优势，坚定不移地推进产品和用户体验提升，释放技术红利，推动产业智能变革。而王海峰要承担的，不仅仅是百度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还要技术面向应用的转化，同时还要负责团队人才的培养及梯队建设。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王海峰担任百度 CTO 几个月后，李彦宏宣布进一步升级 “云 + AI” 的战略，百度智能云与 CTO 高效融合，百度副总裁、百度智能云总经理尹世明带领 ACG(智能云事业群组)向百度 CTO 王海峰汇报。
李彦宏表示，这次组织架构的升级，有利于加速 TG 中台战略实施过程中积累的底层技术能力向云输入，更有利于加速 AIG 的 AI 能力的商业化，让技术更直接更有效率地在云平台上支撑业务。
可见，在人工智能正在走向应用落地的大背景下，百度是希望推进利用底层技术来赋能云计算业务，并由此推动云计算赋能 AI 走向落地——而在这一次的任命中，作为 CTO 的王海峰所要担任的职责更为重大，不仅统领了百度的总体技术进展，还要重点负责百度 AI 等技术能力的商业化落地战略。
可以说，从业务层面来看，王海峰已经成为百度内部仅次于李彦宏的二号人物，这也充分说明百度对技术的极端重视。
京东技术转型终于有了掌舵者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 JDD(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宣布了整体向技术转型的战略，旗下京东零售、京东数字科技、京东物流三大子集团业务首次集中亮相，同时，京东明确对外阐释了 “以零售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 的集团战略定位。
就这一定位，媒体在对其进行解读时认为，京东在技术投入、人才引入、技术进展和重视程度上都颇有作为，但对于业务链条超级复杂、流量巨大的京东来说，仍然缺乏的其实是顶层的技术架构设计，也就是 CTO 这一角色的空缺——然而很快，京东就作出反应确立了整个京东技术体系的掌舵者角色。
只不过，这个角色的实际 Title 不再是京东 CTO，而是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由周伯文担任。
作为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周伯文首先是一个技术大牛。在加入京东之前，周伯文曾担任 IBM Research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院(AI Foundations)院长、IBM Watson Group 首席科学家、IBM 杰出工程师等职位。同时，周伯文曾获得多个 IBM 技术奖项，还曾获 IBM 杰出技术领导成就奖和 IBM 公司最高奖“Best of IBM”。在学术层面，周伯文的简历表也颇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11 月 27 日，周伯文还入选了 IEEE 2020 年新晋 Fellow 名单。
2017 年 9 月 29日，周伯文加入京东，京东集团副总裁，主要负责 AI 研究与平台部相关业务，明确聚焦于 AI 算法的创新，并结合应用场景和成果为相关模块赋能;他向京东 CEO 刘强东直接汇报。
此后两年间，周伯文为京东 AI 技术基础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比如说，在周伯文的带领下，京东打造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NeuHub，目前，NeuHub 开放平台已经联合内外部生态力量，携手生态伙伴共研发了 200 余款产品及应用;其中，科技部宣布依托京东集团建设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其背后就是以以京东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NeuHub 为载体的。另外在人才方面，周伯文为京东招聘了何晓冬、梅涛等几十位科学家，并组成了一支 400 人上下的人工智能团队。
但在任命周伯文为技术委员会主席之前，京东集团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2 月 6 日，京东集团宣布立京东云与 AI 事业部，该事业部整合了原京东云、人工智能、IoT 三大事业部的架构与职责，由周伯文掌舵，而原有的京东云事业部总裁申元庆宣告出局——如此一来，周伯文全面掌握了京东 AI、云和 IoT 等基础技术部门。
按照京东方面的说法，周伯文在担任京东云与 AI 事业部负责人之后，将带领京东云、人工智能、IoT 团队聚焦战略、技术、产品、创新、场景化顶层设计和商业落地，将京东的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致力于实现学术前沿化、技术商业化的目标。由此可见，周伯文不仅仅是负责京东底层技术的进展和学术推动，还要推动技术走向应用和商业化。
然而，就在周伯文被任命为京东云与 AI 事业部负责人 4 天之后，他就在新一轮架构调整中被任命为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按照官方的说法，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将致力于构建技术品牌，统筹打造技术文化，培养技术人才队伍，推进京东技术转型和技术服务战略的落地，同时对外技术合作与交流，并打造对外技术影响力。
由此，京东在整体技术层面终于迎来了名义和实质上的掌舵者，从而为京东的技术转型战略打下了一个好的根基。
美团：中国互联网要转向用户需求和核心技术双轮驱动
美团点评CEO王兴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主题演讲几次提到技术的重要性。王兴表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要从从用户需求驱动转变到用户需求和核心技术双轮驱动，要大力发展核心技术。
王兴表示，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互联网企业一是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更好承担起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二是要大力发展核心技术，中国互联网发展要从用户需求驱动，转变到用户需求和核心技术双轮驱动。
技术的重要性。团购是典型的O2O，消费者线上交易，线下消费。但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你既要线上的产品技术研发强，又要线下的商务谈判推广强，这两种基因不太一样，得均衡好。有人认为团购完全是一个线下的事情，跟技术没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千团大战”我们能够逐步胜出，跟IT系统的领先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都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加速器。”王兴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充分享受了新兴市场的红利，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最多的智能手机用户，所以能有很快的发展;但到了下半场，要从用户需求驱动转向用户需求和核心技术双轮驱动。他介绍称，美团除了连接消费者端，也参与到餐厅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建设当中。他还称每天近2000万单的外卖智能调度系统、在无人配送方面的研发、以及天眼推出的餐厅市民评价和大数据系统等等，都是美团点评的关键技术支撑。
此外，王兴还在现场分享了父辈创业精神对他的影响，他父亲创建的水泥厂曾经参与到家乡的公路建设，王兴称，与父辈用水泥浇筑高速公路相比，“我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这代人能够真正搭建起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数字中国，打造网络强国，共创美好生活。”
阿里巴巴技术生态的一次代际传递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阿里巴巴在技术层面的战略布局和人才补充能力，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独树一帜的，其技术中枢和掌舵者角色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确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路强化。体现在 2019 年，阿里巴巴在技术层面不仅仅有了巨大的收获和荣耀，也有了进一步的架构调整和升级。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 2019 年当选院士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来自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的王坚——这在两院院士的入选单位中是第一次，而王坚也成为中国民企院士第一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坚一直以阿里巴巴技术掌舵者的形象出现。他在 2008 年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担任首席架构师，直接向马云汇报;此后为了解决大算力瓶颈问题，他带领阿里巴巴技术团队从零建立云计算系统，这个系统被定名为——飞天，而飞天也是中国唯一自研的云操作系统，它也奠定了今天的阿里云的基础。
王坚在 2012 年 8 月被任命为阿里巴巴集团 CTO;到了 2015 年 6 月，王坚被任命为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而 2019 年 11 月，王坚正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当然首先是王坚本人的荣耀，但同时也可以说是阿里巴巴在技术上的荣耀。
不过，在王坚功成名就的同时，阿里巴巴在技术架构方面的进化并没有停止。
2019 年 12 月 19 日，阿里巴巴和与之关联密切的蚂蚁金服同时发布了内部信，宣布了新一轮架构调整和人事变动;其中，这一轮架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于技术体系的变革。
比如说，张建锋在以往担任达摩院院长、阿里云智能事业群的基础之上，又被赋予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角色，从而领导阿里巴巴未来的技术总战略，达摩院的建设，以及致力于阿里云智能业务的进一步突破。从 CTO 到技术委员会主席，张建锋在继续高升的同时，也把阿里巴巴 CTO 的角色留了出来，由原蚂蚁金服 CTO 程立担任。
据悉，程立是在 2005 年加入支付宝，是支付宝技术平台的奠基人之一，主持了支付宝各代技术架构的规划与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设计并实施了支付宝一系列关键业务系统，他被被支付宝员工誉为 “神一样的存在” ;他长期担任蚂蚁金服 CTO 一职，在 2016 年 12 月的蚂蚁金服架构调整中，程立还兼任蚂蚁金服国际事业群 CTO，后来还曾经担任蚂蚁金服国际事业群 COO。
显然，张建锋作为阿里巴巴技术掌门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也凸显了阿里云智能事业群在阿里巴巴集团的整体技术支撑地位——相比之下，此前担任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的王坚已经有了功成身退的感觉。
当然，以阿里巴巴的技术体系之庞大，张建锋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某种程度上，程立从蚂蚁金服调任阿里巴巴担任 CTO，并且担任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正是为了辅佐张建锋——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程立的直接汇报对象也是阿里巴巴 CEO 张勇，而非张建锋。
另外，在蚂蚁金服方面，由于程立在阿里巴巴有了新角色，蚂蚁金服的 CTO 一职胡喜担任。据悉，在升职之前，胡喜担任蚂蚁金服副 CTO、副总裁和首席架构师，也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这次的调整，胡喜也是成功转正了。
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架构调整中，阿里巴巴充分发挥了其在技术人才方面的替补优势，并且在战略上对技术进行了更高的强调。而蚂蚁金服本质上也是属于属于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范畴，所以实际上这次调整也是整个阿里巴巴生态在技术层面发生的一次升级。
实际上，伴随着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的实际担任角色从王坚到张建锋，阿里巴巴的整个技术体系也完成了代际传递。
总结：中国互联网行业走向技术驱动时代
即使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去，BAT 也依然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风向标。
2018 年，BAT 都在各自的架构调整中朝向 B 端迈进了一步，由此成为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开始向产业层面深入拓展的一个注脚。
到了 2019 年，BAT 则再次罕见一致地在技术架构层面实现了进一步的动向，也许它们的重心和形式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反映了技术本身在它们自身发展中得到了更高的定位。更何况，在 BAT 的周围，还有京东、小米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也一同确立了技术在自身企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如果借用历史眼光和上帝视角来看待 2019 年，这一年必将会被视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年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野蛮生长和激流冲荡，这个行业终于定位到自身长远发展的核心支撑力——技术，并且开始在定位中调整，在调整中沉潜，在沉潜中蓄力。而这种力量，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面对未来内外挑战的关键所在。
由此，站在 2020 年的窗口，我们真诚地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祝福，并同样做好了见证一切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