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用户信息安全问题是公众关切的焦点议题之一。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作为互联网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良好互联网秩序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发生的个人行踪记录遭售卖、“朋友圈”信息被盗用、电商数据外泄、隐私信息刷屏等现象表明，大数据开发利用中的信息安全问题渐成隐患。当前，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超8亿，在数据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的当下，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值得高度重视。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三个特征
当今，大数据是政府、企业、个人争相开发利用的一种资源。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挖掘、整合、交易越来越便利，这也要求各界更新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固有认识。
数据隐私泄露更常见。互联网时代，人们习惯在线解决一切问题。与此同时，数字化则进一步增加了数据隐私泄露的可能性。哈佛大学Latanya Sweeney教授关于人口统计学的研究表明，仅根据邮政编码、生日和性别，87%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可以被准确识别。
侵犯隐私手段更隐蔽。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的数字化，加剧了隐私的无形化。“看不见、摸不着”，信息的存储方式、速度、表现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隐私在不经意之间即被侵犯。
侵犯隐私后果更严重。互联网强大的记忆和存储功能让一切在线行为被永久记录。网络空间的可搜索性和永久存储性，有可能加重精神损害和名誉损害的后果。
GDPR如何平衡保护和创新引发反思
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的施行将Facebook、Google等互联网巨头推上了风口浪尖。GDPR在公法层面认可了一些长期以来的个人数据权利内容，并对违法行为规定了严苛的责任。总体而言，这些保护措施产生了威慑效应。GDPR的出台给互联网平台包括个人网络应用带来很多新的改变，许多相关的专业话题也开始出现，比如如何在数据保护和创新效率间形成平衡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治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锡锌指出，要明确界定保护什么、为何保护、如何保护的基本问题。与其说为了保护个人信息，不如说是为了进行社会管理，防止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这是一种理念，或者叫风险规制。第二是信任保护。保护大家对制度的信任，制止滥用信息，GDPR就是典型的监管模式。此外，对于怎么保护、保护与创新的平衡问题，保护手段不能够只从管理者的角度，还需要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个人、行业、社会、国家获得宏观成本收益上综合考察。
GDPR生效一年后，欧盟与国际隐私专家协会IAPP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各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构受理了20多万起案件。相关数据隐私被窃取、安全泄露等事件时有发生，但GDPR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因合规压力对企业创新造成一些影响。FutureLab未来智库专家、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提出了MDPG方案(多维数据保护指引)。他认为，GDPR初心是好的，但思维与方法是陈旧的，更缺乏可落地的技术支撑，盲目追随会出现更多问题。要走出GDPR以旧思维、旧规制来格式化新情况、新业态、新经济的时空错位立法模式，进入以个人数据保护为基础，以应用场景为参照，以数据特性为重心，以兼顾规范和发展为原则，以多维开放个性为指向，以体系性建构为保障，以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数据保护新阶段。
相关法律体系和管理规范逐步完善
从2017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到2019年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我国有关数据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正在逐步健全。但也应看到对于新增网民群体，法律对其的保护还须更加完善。比如，大量中老年网民和未成年人，往往对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林维认为，首先，法律和信息保护具体规定的关系协调值得重视。其次需要更切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定之间，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收集未成年人信息应当获得监护人的同意，具体操作就值得探讨。第三，也需要关注数据权属的辨析，具体权利如何界定。最后，是如何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司法和隐私保护之间得到相对平衡。
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副处长吴小羽指出，近年来，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分别从加快立法、加大监管和严格执法等方面多管齐下，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自2016年以来，公安机关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一直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累计侦破侵公案件1.4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7万余名，但侵公犯罪一直保持高发态势，呈产业化、链条化、隐蔽化的发展态势，源源不断地为下游黑产犯罪输血供粮。结合司法实践来看，一是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个人信息保护专法尚未出台;二是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打防并举、防范先行”的理念和共识并未形成;三是大数据交易监管体系滞后，数据交易存在监管盲点，极易滋生黑产犯罪;四是企业违规滥采问题突出，缺乏对公民个人信息数据采集、存储、管理、交换、使用及数据全生命周期保护的强制性行业标准。
腾讯公司数据隐私保护部副总经理、法学博士王小夏就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给出建议：数据风险管理应上下共治，从收集、使用、管理到分享，都需要更好的救济渠道，由主管部门给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对于数据采集行为，应避免过度采集。在立法过程中，应多借鉴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在监管方面，应有自己的抓手;在力度方面，对于不断升级的数据安全保护水平，结合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有合理的限度。
积极开发运用大数据红利回馈社会
中国互联网协会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工作组组长、北京信世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马卫东指出，当前多地政府成立大数据平台，如何把数据用得更好，就成为当下需持续思考的问题。各地政府拥有大量数据资源，要想保护政府数据和信用数据，也需要考虑采集边界，梳理目录问题、条目、法律法规的问题。政府数据目前主要应用于信用产品和营商环境产品中。比如，当前，各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偶尔忽略了“老赖”问题。我们应利用信用手段，对“老赖”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
企业和平台社会责任与用户信息数据隐私保护相辅相成。《2018年中国广告市场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广告经营额达到近8000亿，其中互联网广告规模已达5000亿，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经济来源。
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助理、互联网广告委员会秘书长霍焰表示，互联网广告业对于数据信息的深度分析和精准应用，一方面在于帮助用户利用更少的时间、更低的成本、更加容易地获取自己更感兴趣的内容和服务;另一方面，降低广告主在商业模式转型、宣传推广等方面的经营成本，使其更高效、更便捷地精准触达目标消费者，拉动消费，拉动中小微企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国家积极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广告业界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制订标准和规范的时候，要兼顾和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互联网广告产业科学发展的关系。同时，中国广告协会在个人信息保护和广告安全的整体方向上，始终与国家政策保持高度一致，除了及时推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利用区块链和新加密技术对数据安全加强管理。
用户数据隐私保护须兼顾发展与安全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问题无处不在，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也不能因噎废食。现阶段，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我们应在个人信息数据的使用和保护之间积极寻找平衡点，在隐私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应用优势，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中央网信办互联网舆情中心数据分析处处长潘峰认为，要辩证看待发展与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实现发展又要确保安全;确保安全才能实现发展，实现发展才能确保安全。互联网治理模式、信息数据运用和管理、相关法律制度和管理措施的出台，要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符合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当前，舆论场上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的讨论角度较为单一，需要有更全面的思考维度。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华认为，下一个阶段，法律政策与相关公共讨论应避免单一目标导向，注重隐私保护与产业发展创新之间的价值平衡，应更加注重细化的讨论和论证，例如国内国际相关政策趋势及影响、隐私权利的边界划定、不同法规规章之间的衔接等问题。同时，对于舆论场上公众的关注点，媒体还需要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