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的虚实，华为的进退

事件后不久的一天，任正非和太太去电影院看了一场《星际穿越》，男主角冰冻90年以后出来找不到一个人，打开休眠仓拉出另一个人来陪伴他。散场后下电梯的那几分钟里，他感到久违的孤独和抑郁。

“我觉得未来这个世界控制不住，”他对太太说，“我可能有点忧郁。”

几分钟后，他回到了正常状态。

5月底，在一次小范围的咖啡座谈中，他说，情绪管理这件事情，以前抵抗能力弱，现在皮实了，抵抗能力强了。

创业不易，2000年开始，任正非患上了越来越严重的抑郁症。每次想自杀的时候，他就给时任华为董事长孙亚芳打电话，“我要自杀了，赶快来救我！”

找到病根后，任正非开始吃药治疗。大约在2006年，抑郁症彻底好了。

抑郁症这件事情，任正非的应对方式体现了他对于危机管理风格：第一，“知道这是一种病，关键时刻要自救”；第二，“生病了要找到合理的治疗方式，相信科学治疗”。

华为成立32年，从无到有，从国内到全球，从单兵种扩展到集团军，最终形成协同，走上巅峰，并随时准备攀登下一座大山。

在过去几年，华为公司相继夯实了电信、手机领域的强者位置，以云为基础的企业数字化市场也开始迅猛发展。

按照此前规划，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这家公司将结合自己在通信、终端和云三方面的积淀，大举进攻全球5G市场，攻打下一个山头，这条上山之路上直接竞争对手寥寥，几乎进入无人区。

美国政府的压制，打乱了华为的节奏。

当前任正非的难题，是如何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战、法律战、技术战和舆论战中，尽量保持华为的前进脚步。其一，要自救；其二，要正确地自救。

孟晚舟被加拿大扣下之后没几天，任正非签署了一系列华为改革文件。这些文件准备已久，签发即日开始执行。华为三大业务线之一的消费者业务（手机业务）开始率先改革，运营商业务也随后启动改革。

这些改革被外界称为华为的“备胎计划”。在5月底的小范围会面时，任正非说，这比他预想的节点要早了两年。如果两年之后再发生，他或许会更加从容。“我们改变不了外部环境，先把内部改好来迎接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几乎一天一变。加拿大法院决定在9月23日再次开庭讨论，这将进一步清晰孟晚舟的未来。7月10日，美国商务部决定放宽对华为公司的设备禁运名单，允许部分公司向华为供货。中美高层谈判看起来从僵局中撬开了一条缝隙。

当前任正非的难题，是如何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战、法律战、技术战和舆论战中，尽量保持华为的前进脚步。其一，要自救；其二，要正确地自救。图/视觉中国

但从任正非半年前冒险签署一系列华为内部改革文件时起，华为的备胎计划已经按下启动键。外界最为关心华为是否将放出自主操作系统鸿蒙，鸿蒙确实是华为分量最重的备胎之一，但如果条分缕析分析华为的业务、法律和舆论组合拳，人们有可能认识一个全新的、稍显陌生的华为。

鸿蒙虚实

美国政府的紧逼，反而有可能给鸿蒙带来“天时地利人和”

最早将鸿蒙推到前台的，是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今年3月，余承东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华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以防美国科技巨头不再向其授权现有系统。当时，余承东说，华为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如果需要，华为会做好启动B计划的准备。

今年5月21日，余承东进一步放话称，最快今年秋天，最晚明年春天，华为将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统。

这套操作系统将打通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余承东称，这是一个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操作系统，兼容全部安卓应用和所有Web应用，如果安卓应用重新编译，在鸿蒙操作系统上，运行性能将提升60％。

这听起来让人兴奋。尤其在那个微妙的关键节点。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在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后，美国商务部15日发表声明称，正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美方“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随后，谷歌母公司Alphabet按美商务部要求，停止与华为相关的业务和服务，涉及硬件、软件和技术服务方面，包括旗下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

余承东说，我们愿意继续使用谷歌和微软，但是被逼上梁山了。

在华为手机逐步崛起的这些年里，关于华为正在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的消息时有出现，但据《财经》记者了解，华为痛下决心研发操作系统是2012年，当年，美国对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发起了调查和国会听证，这触动了华为的敏感神经，此后，华为开始下定决心构建自己的操作系统。

今年6月24日，任正非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进一步披露了一些细节，矫正了一些说法。他说，鸿蒙本身并不是为了手机，而是为了物联网，比如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此外，鸿蒙的一个优势是能够精确控制时延在五毫秒以下，甚至达到毫秒级乃至亚毫秒级。

7月18日，华为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再次表态，公司的鸿蒙操作系统不是为智能手机设计的，华为智能手机将继续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最近正式提交的鸿蒙操作系统商标主要是工业用途。此前，有接近谷歌的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华为和谷歌在美国政府禁令发布后，就密切商议继续合作的方法。谷歌显然不愿意失去华为，华为也不想离开谷歌。

结合华为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情况，可以大致得出四个推断：1.鸿蒙此时作为“备胎”面目出现，但华为筹谋已久；2.手机是受影响最直接的业务线，如果没有非商业因素的变量，华为并不打算此时推出鸿蒙系统，这套系统目前尚未完全准备好；3.七年间技术和产业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鸿蒙的定位和技术也一直在迭代进化；4.虽然更多是自保，但此时顺势推出鸿蒙，时机也不错。

虚也好，实也罢，华为今日之体量已经让外界无法忽视它的关键动作。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业人士都对鸿蒙表示乐观。

其一，多位手机行业资深分析人士称，鸿蒙在国内应该是毫无阻力。全球来看，现在这个节点也算不错，如果进入了物联网时代，手机深度绑定操作系统后，再做系统的更新可能会是一个灾难。

7月初，谷歌上线Fuchsia OS的开发者网站，此举被视为谷歌正式开始布局物联网。Fuchsia被视为谷歌适应物联网时代，替代安卓的新一代操作系统。

安卓目前在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中的占比高达84.5％，但它并不完美，碎片化、效率低、生态混乱等缺点一直为人诟病。同时，它对于桌面市场以及新型的AR/VR、物联网等领域，并没有相应的统治力。想要一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开创新时代，最激进的方法就是创造新操作系统。

此时正是新一代操作系统替代旧系统的窗口期，华为如果此时行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天时”。

其二，基于华为目前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外界对鸿蒙的预期逐步提升。综合多位行业分析人士的观点，鸿蒙此时在国内推出没有大问题。360手机助手负责人刘刚对《财经》记者说，假设预装鸿蒙的出货量临界值是1000万部的话，开发者会争着适配，谁都不想放弃这个市场。华为身处中国，有极大的人口和资源红利可以利用，中国市场将成为鸿蒙成长的沃土。此为“地利”。

其三，美国步步紧逼持续高压华为之时，国内声援华为的力度却处于高峰，普通消费者对于华为的认可度飞速提升。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ID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8800万部，同比下降3％。但华为手机出货量为2990万部，同比增长41％，占33.9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谈论到华为手机的逆势行情时，知乎上的一位匿名华为人士写道：手机市场充分成熟，正常情况下靠技术和体验优势完成大的市场扩张很难，这时，情怀的力量就显得出人意料。

国内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移动产品经理对《财经》记者说，互联网公司现在衡量是否要和华为合作，要额外慎重考虑立场因素——大企业对待华为的态度是非常敏感的。

旅游App蚂蜂窝副总裁陈海告诉《财经》记者，蚂蜂窝已经开始准备针对鸿蒙的App，“提前计划，有备无患。安卓很有可能不能直接迁移，但多数是可以复用的，不会太复杂”。

至少在中国，华为此时处于“人和”的优势状态。

危中有机，败中藏贝。纵观华为野蛮生长的历史，此前似乎没有哪个产品或业务，可以具备如此明显的“天时地利人和”状态。

不过，鸿蒙的挑战也是现实的。

根据目前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华为高层透露的为数不多的信息来看，鸿蒙将和安卓兼容，这可以理解为，华为要跟随谷歌的脚步，一步兼容，步步都得跟着安卓来变化。这么做好处是应用厂商的跟进意愿和适配成本降低。坏处是，安卓是动态的，每年都有新标准，新API接口，新特性，华为跟进成本会非常高。

当然，结合华为今日之体量、现金流之宽裕和做这件事的决心来说，这可能不会成为大问题。

此外，鸿蒙能不能长期生存并发展，要看华为的开发者生态做得好不好。一位资深软件工程师告诉《财经》记者，谷歌在和Oracle打完JAVA API官司之后，开始给开发者推 kotlin，这是谷歌强推的一个编程生态。这个生态讨好了开发者，比如运营技术分享，回馈开发者，帮一些创业者做App，或者直接给开发者钱，聚集足够的人气。而且还开源了非常多的技术，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UI设计等。

这说明谷歌在开发者里的号召力足够强，和开发者的互动，华为可能不弱，但经验显然不够丰富。

在6月24日的那场采访中，任正非确实提到，操作系统最关键的是建立生态，重新建立良好的生态需要两三年左右的时间。

不过，外界的这一轮关于鸿蒙的讨论并不是基于华为的任何实质性动作。

7月上旬，华为释放出即将在8月召开一个全球开发者大会的消息，外界普遍猜测华为将在这次大会上发布鸿蒙，但一位接近华为的资深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事实并不全如外界所说。这个大会并非华为的常规动作，目的确为吸引开发者，但具体事项，发什么、不发什么，至今未有确切定论。

7月12日，华为董事长梁华明确表示，如果可以，未来华为的智能手机仍然会以安卓系统作为首选，至于鸿蒙系统是否会被发展为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还要根据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

任正非从一开始就阐明了自己不愿和美国为敌，要拥抱全球产业的开放立场。在5月22日的那场座谈中，他再次强调：“你想不想国家繁荣富强？想国家富强就要向美国好的方面学习。”

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SA以中美间的纠纷持续下去，美国持续向华为施压为前提，在7月11日发布了一个预测。SA预测，若今年华为推出1900万部搭载鸿蒙系统的手机，约占整体智能手机系统的0.3％。鸿蒙系统市占率将在2020年增加至2.2％，2021年成长至4.3％，一路快速成长至2024年的8.7％，其中中国使用者占比将达九成以上。

与此同时，安卓的市占率将从2019年的84.5％，将微幅下滑至2020年的82.9％，2021年持续下滑至81.1％，2022年为79.6％，开始进入7字头。而iOS在此期间，市占率约维持在13％左右。

结合华为将要举行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鸿蒙是手机操作系统还是物联网操作系统，华为的自主操作系统之路，很快就要通车了。

神兽军团，备胎计划

华为“山海经”军团的使命各自不同，目的却一样——保证华为四个业务主线不被“一掐就死”

鸿蒙最受外界关注，但鸿蒙不是被美国制裁之后秀出的第一块肌肉。

自去年12月加拿大事件后，华为密集发布了一系列芯片和服务器平台产品。1月7日，发布服务器芯片“鲲鹏”和服务器平台“泰山”；短短17天后，再次发布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3月4日，发布基带芯片“巴龙”，5月，搭载华为自研路由器芯片“凌霄”的新品入市。加上去年10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芯片“昇腾”、头戴面纱的“鸿蒙”，以及成熟的手机芯片“麒麟”，这些名字均取自《山海经》，至此，华为的山海经军团成形。

重新回到公众舞台后，任正非乐于频繁展示一张伤痕累累的苏联战机照片，他多次说，今日之华为，很像这架苏联战机。历史上这架战机并没有坠毁，反而成功返航，原因在于核心零部件油箱和发动机没有被打中。山海经军团就是华为的“油箱”和“发动机”。

有迹象表明，山海经军团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财经》记者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发现，从今年4月开始，华为集中注册了一批商标。同一商标名称按照不同分类，多次注册，总体数量接近200个。这些商标的名字囊括了“朱雀”、“腾蛇”、“青牛”、“青玄”、“当康”、“玄机”、“角虎”等。

他们的使命各自不同，目的却一样——保证华为四个业务主线不被“一掐就死”。

服务器芯片“鲲鹏”，使命是保证华为企业业务在极端情况下维持生存。华为企业业务产品线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此前主要使用的是英特尔的计算芯片（华为是全球排名前五的通用服务器厂商），有了鲲鹏，华为企业业务和云业务原则上可以继续运转。

有人分析，由于鲲鹏基于ARM内核设计，如果没有美国制裁，鲲鹏在短期内其实很难被重用。

一位华为服务器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华为2015年启动研发鲲鹏，至今经过数代打磨，最新鲲鹏920芯片采用7纳米工艺，他认为，这款产品在性能上“已经可以真正与英特尔部分型号的芯片相竞争”。

和“鸿蒙”一样，“鲲鹏”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应用生态构建，但企业业务营收744亿元人民币，占华为总收入10.3％，对整体业务影响有限。

今年1月24日发布的“天罡”，在华为内部被视为华为5G实力的一个突破性高点。它是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如果用数据来表明它的重要性，内置了天罡芯片的5G基站，和4G基站相比，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至23％，功耗节省至21％，安装时间同样少一半。同时，由于这颗芯片在功耗方面的大幅度下降，5G到来的时候，90％的站点是不需要进行市电改造的。

根据华为不同业务线高管的一致公开表态，以上不同种类的芯片均不对外单独销售，仅作为华为产品的一个部件。这意味着，山海经军团的策略还是“进可攻、退可守”，且更倾向于后者。

华为业务线广阔，各类产品和业务所需芯片或平台软件种类多、总量大。2018年，华为是全球第三大芯片买家，全年半导体采购支出达到了211.31亿美元，同比猛增45％，其中来自于美国的采购大约在110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高通、英特尔、镁光等美国巨头，采购的芯片类型包括了电脑处理器、DRAM内存，NAND闪存以及一些DSP等芯片。

加拿大事件发生后，任正非签字，几乎涉及华为全业务线全员的B计划快速启动。《财经》记者获悉，每个业务线都整理了一份零部件需求清单，清单详细列出了所需零部件的名称、美国供应商、可替代的他国供应商、目前存货、支撑时间等信息，其间，华为的外部情况时有变动，清单也在随之变化，几乎做到日日更新。

一家软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公司此前和华为的一个项目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美国“制裁”生效之后，该项目的一个芯片无法被日韩或国产产品替代，华为因此在这个项目上按下了停止键。

上述人士认为，华为备胎计划的重点是能不能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生存，替代方案好不好是另一个层面问题。

一位运营商高管向《财经》记者分析称，华为目前在通信业务上主要缺的是FPGA芯片、DSP芯片和模拟芯片，这些芯片的国产化比例低，例如全世界90％的FPGA芯片由美国公司赛灵思和英特尔提供，但另一方面，通信设备生产数量远远小于智能手机，华为备件应该能支撑。

“华为很有可能已经在布局模拟芯片等领域。”上述运营商高管对《财经》记者说。也就是说，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注册的那些“神兽”们的背后，是一盘更大的棋。

《财经》记者暂时无法评估，华为的神兽军团在华为今日实际的业务产品中的具体占比。然而，任正非在5月22日的那场座谈中谈及，他无法预测美国打击华为会持续多长时间，但做好了持久抗战的准备。

山海经军团带给他的更多是活下来的底气。5月22日，他对《财经》记者说，“哪怕我们被打得只剩下9000人，还能东山再起。”

前年开始，任正非频繁谈及“上甘岭”。在5月底的那次咖啡座谈中，任正非解释，上甘岭是中美两国争夺的科技高地，不只是5G，还有很多方面的技术。

其中一句颇有深意：“上甘岭是不打粮食的，但是上甘岭丢了，打粮食的地方就没有了。”

对于华为的山海经军团和备胎计划，业界多有同理心。一位科技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对《财经》记者感慨：“在科技行业，人们尤其信仰全球分工理念，安心做好一部分就好了，现在才发现，加强自主研发，做好供应链风险管控，其实更难但更重要。”

一些美国公司对华为的备胎计划感到不安。《财经》记者从多渠道获知的信息显示，有美国公司希望华为一定程度上放弃备胎计划，作为交换，他们愿意去游说美国政府放弃“制裁”华为。“不是放弃研发，而是放弃量产，在芯片设计领域，一个实验室芯片的威胁比量产产品小太多。”一位接近内情的人士说。

舆论博弈，诉讼反击

华为在业务上底线思维，在国际舆论战和诉讼战上则“绝地反击”

美国当地时间6月28日周五上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发起了一场围绕华为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应不应该严限华为”？没有采用智库常用的圆桌主题讨论形式，正反双方需要拿出明确的立场。

甘思德希望，这场辩论或许能在美国更大范围内激发围绕华为问题的理性讨论。

很多华人面孔出现在观众席，《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悉数列席。开场前，现场观众投票：61票投给严限华为，67票为反对票。辩论后，结果发转，票数比为75比72。

《财经》记者见证了辩论的全过程。辩论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远不如想象中激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副会长欧玉琳（Erin Ennis）是辩手之一。她认为，在西方世界，华为有着很严重的透明度和信任问题，以及产品安全问题。如果它想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企业，它必须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让世界听到其改变的声音。

“透明化”，这是危机发生后，华为在全球发力的重点。不过，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场，对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具有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

今年4月24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不信任华为，连续十几年来都在打击华为。这次要发声，原因在于“它（美国）用法律的方式来打击华为，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如果不澄清，会让世界的误解更深”。

此后，任正非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受数家中外媒体采访，华为的一些此前并未开放的重点实验室和研究院，也开始向中外产业人士开放。

一位来自美国精英阶层的现场听众对《财经》记者说，这场辩论是美国舆论场的缩小版，针对华为随意断言很容易得到，但延展到更具体理性的内容，在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中，沉默中下沉，几乎听不见。

欧洲舆论场较美国更有改观，这得益于近年来华为电信设备和手机在欧洲从弱到强，从做大市场到做强品牌的迭代成果。

时任华为西欧地区部总裁彭博去年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在华为所有的海外市场中，因为文化优越感，欧洲的本地化是最难的。2007年，他刚到欧洲，每天都要被自己的本地员工下属挑战，“他们不认可华为，也不认可华为的方式”。

前些年，华为的一个办法是尽可能找到那些契合华为价值观的本地精英，并且赋权。目前，华为西欧团队的骨干都是当地人。华为西欧终端团队从2016年的不到200人增长到了现在的600多人，超过一半是本地员工。而华为法国的本地化更彻底，总共950人中，80％是本地人。

华为做大了欧洲市场，确实也为欧洲带来了实际的利益。所以，当美国开始对华为施展出一系列组合拳后，欧洲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既不愿意失去美国，也不愿意失去华为（和中国）。对于华为来说，这已经是雪中送炭。

华为的全球舆情监测显示，国际市场上，只有25％的声音是支持和善意的，75％的声音疏离和反对。

在中国，有关于华为事件的正面舆论占据了绝对上风，这一方面源于广大范围的普通人对华为抱有善意，也有中国舆论场对美国政府的既有印象。这带来另一个问题——华为事件很容易与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

今年5月，任正非接受中国十余家媒体采访，《财经》记者向任正非提出，目前外界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第一，很鲜明的爱国主义，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第二，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

任正非在现场回应称：“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这应是华为在全球舆论战线上最担心的一个点。

和政治挂钩，是美国舆论场指责华为最多的一个点。中国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相互打通融合，将华为事件上升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给华为的国际舆论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中国公司全球化进程刚刚开始，全球文化认同和舆论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配合产品和市场进一步作深的辅助者角色，它确实很重要。在华为，危机的发生，把这条辅助战线，推到了主战场。

华为公司配合舆论战线的另一条战线是法律诉讼和专利博弈。

在今年3月和6月，华为在美国发起了两个杀伤力很强的诉讼，分别起诉美国政府不同部门。

3月6日，华为向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起诉书。8位被告分别是美国政府、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美国内政部代理部长戴维·伯恩哈特（现为部长）。

这份起诉书认为，《约翰·s·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该条款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华为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或提供的设备。

华为认为，NDAA第889条至少违反了三项宪法规定：

其一，违反剥夺公权法案，单独对华为进行惩罚——将其列入黑名单，损害其声誉，否定其对遵守美国法律的具体承诺，并否认华为可以通过任何程序争取清白并避开制裁。

其二，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选择性地剥夺了华为的自由——严重限制华为的商业自由，并拒绝给予华为任何反对指控的法律权利。

其三，违反了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立法三权分立——美国国会裁定华为所谓“有罪”，而不是让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裁定任何此类指控。

华为因此起诉，要求法院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律师认为，这种针对国家行为的跨国重大诉讼，没有周密的研究和深厚的法律功底很难成功。华为的起诉，抓住美国宪法中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边际，先以程序违法，再行扩大战果，提请法庭审查NDAA法案的具体规定违反宪法。他甚至认为，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很有可能将载入美国史册。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院院长赵宏瑞教授曾兼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球副总裁、首席法务官（2017年），他认为，这个诉讼挑战，是华为做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回击：“一个企业起诉美国政府违宪，相对罕见。华为恰恰找到这样一个公法色彩、社会价值比较大的角度，利用法律维权。”

该案立案后，5月28日华为提交简易判决动议。华为称，其提出的“合宪性挑战”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该案不存在真正的重大事实争议，希望法庭尽快作出判决。根据美国法院系统显示的信息，针对该动议，法庭将于9月19日举行听证会。

作为被告的美国政府等，并未坐等应诉。7月3日，美国政府提起动议，请求法庭驳回这起诉讼。

华为法务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华为对此案仍然充满信心，华为将于8月14日提交最新的案件说明书，“我们期待将于9月19日举行的听证会”。

另一起诉讼发生在今年6月。6月21日，华为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这些政府部门，质疑其被扣押的电信设备是否在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的范围内，并认为对方无故拖延作出是否放行的决定“非法”。 矛头对准美国商务部、美国工业安全局、美国出口执法办公室。

这份起诉书称，2017年华为将几款电信设备发往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测试实验室，并计划测试完成后送回中国，但该设备随后在阿拉斯加被美国当局扣押。华为认为美国商务部扣押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关决定的行为“非法”，“被告已对该设备进行不正当扣押632天”。

该案目前也已进入法律程序，法院最新信息显示，7月1日，案件被分配给主审法官。

赵宏瑞分析，这起诉讼中的质疑有价值：该案的第一被告美国商务部即是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政府部门，也是孟晚舟案中的重要一方，而美国商务部扣押华为的设备已长达近两年，华为选择在这个时机起诉很重要。

两个起诉之外，华为还在专利领域主动发起维权。今年6月，华为要求美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Verizon支付超过230项的专利许可费，总计超过10亿美元。

华为是3G、4G、5G核心专利主要持有人之一，在全球注册和申请多项专利。根据IFI Claims专利服务公司统计，仅2017年至2019年1月，华为在美国申请专利数量就达3195件。

随后，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的立法提案，旨在阻止华为在美国专利法院寻求专利侵权赔偿。6月27日，华为随即在深圳总部召开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公开评价：“如果这样的法律被通过的话，将会对全球的创新产生毁灭性影响。”

赵宏瑞评价，华为采取的这些法律手段，有勇气、有策略。此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维权的案例也有，但如华为起诉美国政府违反美国《宪法》、质疑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等这些关键性法律，这还是第一次。

“华为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不是见招拆招，而是提出了整体性的、正义性的法律上的质疑。”他说。

猫鼠游戏，权衡进退

目前无法得出华为已经安全的结论，任正非的思路是做好内部工作，以不变应万变

如果将时间倒推，彻底激起华为反击行动的节点，应是今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

实体清单是美国对华为下的重手，它带给华为一系列打击，也让鸿蒙等一系列备胎措施的风声走向外界。

《财经》记者通过查阅公开和非公开的一些材料发现，美国企业界，即华为的美国大型合作伙伴们，它们的利益和诉求与政府的决定是相悖的。这为华为带来一线生机。

任正非在近期不同的采访中多次提到，美国合作伙伴很给力，他们在跟华为一起想办法。

实体清单推出仅数日，美国半导体行业就游说美国政府允许向华为出售非敏感产品，理由是全面禁令将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游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久，美国商务部签发了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该公司购买维护现有网络的设备，并为现有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

这份许可证将于8月19日过期，但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美分析人士认为，在没有彻底的定论前，美国政府大概率会给华为延期。

6月底举行的G20大阪峰会被认为是华为命运的可能转折点。在那次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再次会面，决定重启双边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应该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

不过，之后数日，和外界的热切期待不同，美国政府方面不再释放针对华为的具体政策。

直到7月9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仍在黑名单上，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华为销售产品。

这多少有猫戏老鼠的意味。

律师蒂莫西·奥图尔（Timothy O’Toole）供职于律师事务所Miller & Chevalier，专攻出口管制方面的法律问题。他对《财经》记者说，罗斯的表态比较有意思——美国商务部继续把华为放在实体清单中，其实一切维持原状；但若申请人（美国公司）可以证明其所出售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不会造成风险，商务部将签发许可，又似乎推翻了现状。

所以，由此判断华为进入安全地带并不现实。

一位接近华为决策层的核心人士对《财经》记者说：“任正非一贯风格是不断往安全屋里放新的东西，他不会为不确定的安全感放松警惕。”

华为直接受影响的业务是手机业务。5G业务方兴未艾，带给华为的是未来空间可能缩小的威胁，但华为手机业务已经顺风顺水。

今年4月，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余承东曾大胆估计，华为将在2020年取代三星，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手机品牌。荣耀则冲击中国第二，全球前四，华为系手机到2020年海外国内五五分。

乐观情绪一直持续到了今年一季度。综合第三方数据机构Gartner、IDC的公开数据，华为全球销量同比增长了50％，销售的5840万部智能手机中，23％贡献自欧洲市场。

但到了5月，情况变了。一旦安卓停止华为手机的更新，会出现包括安全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落后问题，最后折损用户体验。

根据第三方机构canalys统计，截至2019Q1，海外市场占据了华为总出货量的49.4％。也就是说，几乎接近半数的华为手机，无法绕开安卓。

华为内部的评估结果是，这将导致终端出货量减少20％到40％。一位华为海外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5月下旬起，华为开始在海外市场战略收缩。大量的销售员工被调往国内。另一位知情人士分析，收缩一方面是为降低海外成本，二来把资源集中到国内，以国内增长弥补海外损失。

《财经》记者的多方信息汇总显示，5月之后，华为手机的国内进攻力度大增，荣耀在国内大批招聘省公司级别的岗位。一位国内大型零售渠道商透露，华为手机的国内备货非常充足。

多位行业利益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但以内补外的策略，可以最大可能减轻损失。

外界更加关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华为有可能在近期脱离实体清单吗？

大多数声音认为，短期内华为脱离实体清单的可能性很小。

New Finance，LLC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梅森（John Mason）对《财经》记者说，美国似乎倾向于用（政治）手段干扰来自他国的竞争。只要美国认为此举合理，这一措施就可能继续，华为就可能继续留在实体清单中。

奥图尔倒是相对乐观。他说，华为脱离实体清单确实是一个大事，大事通常不容易有结果，但这一结果也并非“不可能”。这个观点的一个现实佐证是，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涉及出口管制的政策每天都在变，甚至朝令夕改。今天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情，明天可能轻松地就变成现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什么在真正意义上“不可能的”。

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日本校区现代亚洲研究院院长罗伯特·杜哈里克（Robert Dujarric）认为，美国对华为的指责和限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美国担心华为两个问题，一是威胁国家安全，第二个问题涉及贸易逆差。如果向华为施加压力是使中国在双边贸易上让步的一种方式，迫使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那么无论中国购买多少美国商品，都不足以软化对华为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个说法。

基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矛盾，杜哈里克说，从现在的节点上来判断华为的境地有些难。

他的猜测是，特朗普可能会声称，他让中国作出了“让步”，因此减轻对华为的施压。但到目前为止，很明显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会试图尽快减少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以防制裁不被取消、甚至恶化。很明显，华为也在减少对美国依赖，寻找非美国供应商。

那么，如果美国重新对华为实施极端制裁，会发生什么？杜哈里克说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不仅美国、许多美国的盟友都将尽量弱化华为在电信基础设施上扮演的角色。这对华为是不利的，华为的备胎很有可能陆续转正。

长期看，New Finance，LLC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梅森（John Mason）对《财经》记者指出，通常，通过任何限制措施来赢得贸易或保护自己国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梅森指出，美国政府所做的努力已然出现了问题，很多美国的大公司有足够强烈的动机去找到监管漏洞，或用其他方法来绕过限制。

美国最大的存储芯片提供商镁光公司（Micron Technology, Inc.）就是一例，该公司CEO梅赫罗特拉6月25日在一次电话会里公开表示，镁光已经找到合法方式绕开禁令，并已向华为恢复部分芯片供货。

以史鉴今，梅森指出，那些试图赢得贸易或保护自己的国家，它们应对的唯一方式是进行过度限制，这最终会伤害那些寻求自保的国家和公司。当一个国家开始依靠其他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地位时，它们似乎就在失去竞争优势，变得松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失去地位。

而对于后者来说，确保竞争力的唯一途径，是持续创新和推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在5月底的那次咖啡会谈中，《财经》记者问任正非，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他回说：“最怕队伍意志涣散。现在，每个部门都在讲保持队形，不要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