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正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变成一些二线城市的心结。杭州的阿里、武汉的斗鱼、合肥的科大讯飞、南京的途牛……以至于没能孵化出知名独角兽的成都，先后斥资 6 亿和 40 亿资金给锤子科技和人人车，决心可见一斑。
亚马逊的第二总部泡汤后，阿里在北京的第二总部却传出了新消息。
北京市发改委披露的 2019 年重点工程计划中，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园区将在今年 11 月开工，预计 2024 年投入使用。四年前启动的“北京+杭州”的双中心、双总部战略，终于再次向前走了一步。
阿里的北京总部并非是孤例。去年 11 月份腾讯北京总部大楼正式落成，被称为“亚洲较大的单体办公楼”的建筑；小米在昌平未来科学城的智慧园区也将开建，以及同样在北京的小米互联网电子产业园和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京东总部二期 2 号楼正在建设中，规模达到 55 万平米……
一连串在建的总部大楼背后，北京似乎正有意捍卫“互联网之都”的名号。
古老的总部经济
2003 年底，80 多家大型企业将总部迁入北京丰台的总部基地，不乏三洋、东芝、LG 之类的跨国企业，“总部经济”成为当年科博会上最灼人的字眼。
那时候互联网创业者还没有“登堂入室”，主角仍然是制造业。而中国市场的改革开放，让北上广深成为新的价值洼地，在产业转移的趋势下，大批跨国公司开始搬离新加坡、东京，使得“总部经济”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
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两端是附加值高的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中间是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一个面积只有几十平米的企业总部，可能创造出数亿元的营业额、数千万的利润、上千万税收，并直接带动房地产、金融、物流、酒店、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相比于动辄占地上千亩，但增收不那么明显的生产车间，各地政府自然算得清其中的经济账。
被提及最多的还有总部经济的产业乘数效应，当一个大型企业将总部放在某一城市，除了真金白银的税收，也将是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在投资、消费、贸易、管理、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方面辐射拉动周围成片地域，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
在总部经济中尝到甜头的北京，显然比其他城市有着更敏锐的嗅觉，既然制造业上不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分工，转身瞄准了高新技术产业，刚刚起步的互联网也在其中。
2003 年前后，新浪将市场营销部门从中关村搬往现代城，思科将办公楼设在了东城，微软也将市场和销售部门迁往国贸地区，彼时海淀地区的地价已经飙升至每亩一百多万，导致很多企业忍痛撤出。到了 2003 年 3 月，海淀区就出台了优化发展环境的 22 条“铁律”，中心内容是“大副降低产业用地价格，每亩地价不超过 30 万元。”
回头来看，“总部经济”的名词已经鲜有提及，中关村却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摇篮，北京已然是互联网巨头扎堆的大本营。
逃离北京的理由
到了今天，逃离北上广深几乎成了主流。
《通勤，正在“杀死”1000 万北京青年》在 2018 年刷了屏，标题有些惊悚，内容却让不少年轻人感同身受：“清晨五点，人们已经在为通勤奔波”、“在北京，人们平均每天上班超过一个半马（26.4Km）”、“只是到公司，已耗尽我所有力气”。
何止是通勤，高房价、快节奏、焦虑、户籍门槛……新世相仅仅用一场“4 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营销，就点燃了“北漂”们薄弱的归属感。在这种氛围下，北京遇到了一个新难题，当互联网成为经济的新宠儿，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纷纷向互联网巨头们抛出橄榄枝，逃离北京从个体上升到了集体。
一面在北京“拿地”，一面筹谋“南下”，成了小米的真实写照。在北京总部之外，武汉和南京都成了小米的“老家”：武汉的第二总部被定位为“超级研发总部”，投资规模在 200 亿元上下；南京被认为是小米手机的“故乡”，研发中心之外还有供应链、营销部门以及诸多生态链企业。
2018 年 10 月份，一份小米集团《搬迁员工相关福利政策》在网上流传，小米员工从北京搬迁到武汉、南京后，不仅可以享受原有的工资、餐补等基本待遇，还有 3 万元的搬迁福利费和 15 天酒店住宿补贴，同时当地政府提供了相对便宜的人才公寓，不受当地限购政策限制的购房资格，条件不可谓不诱人。
事实上，从 2017 年开始，武汉、成都为首的二线城市就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抢人大战”，试图用户口、补贴等留住百万大学生。到了 2018 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长沙发布了“人才新政 22 条”、成都推出了“蓉漂计划”、济南拿出“人才新政 30 条”、重庆提出“黄金 10 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购房、落户、创业等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外，面向互联网产业的“总部经济”思维也开始萌芽。毕竟相较于港口、煤矿、旅游等对高度依赖地理因素的产业，互联网几乎没有地理上的门槛。
位于澄迈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已经迎来阿里、腾讯、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开建西海岸互联网总部经济产业园也被海南纳入进程。没人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城市也打出“互联网总部经济”的旗号。
杭州是个“坏榜样”
2010 年之前，如果一位程序员回到二三线城市，多半会找不到工作。
如今却是另一幅景象，很多二线城市打造了带有互联网前缀的创业街、孵化器，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野心不言而喻，其中的佼佼者非杭州莫属。
猎聘网 2017 年发布的人才报告显示，当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排名靠前，北京的数据只有 0.42%。在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贡献者中，上海占比 23%，北京占到了 17%，人才流动的趋势不无明显。
也有媒体有过另一个维度的描述：
“杭州萧山机场 T3 航站楼每 3000 个瑞士双肩包中，就有 2200 个装着写满代码的笔记本；余杭区的出租车司机每天能拉到 13 个谈论 APP 开发的乘客；西湖银泰的新白鹿餐厅，10 桌客人有 3 桌谈论物联网、云计算、AI、区块链。”
在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里，杭州的互联网光环甚至不亚于上海和深圳，也是在长三角城市群里，为数不多找到了新增长引擎的城市。
杭州的互联网氛围多半要归功于阿里，淘宝的崛起带动了无数的电商创业者，并为杭州带来了“电商之都”的桂冠，就连扎根杭州的网易也忍不住在电商领域试水，蘑菇街、贝贝网、云集微店、环球捕手等都是在杭州土生土长的电商平台。
其中不难看到“总部经济”思维的影响，梦想小镇距离阿里并不总部仅有 2.5 公里，聚集了大批的阿里系创业者。一度名声大噪的杭州创业大街，与阿里、网易、吉利、海康威视等巨头在滨江的衬托不无关系。
但杭州恐怕不是可以复制的样本，相比于其他二线城市对“第二总部”的痴迷，杭州的互联网企业有着两个鲜明的标签。
一个是积极的创业氛围。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创业园区中，除了五花八门的电商产业园，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金融、泛娱乐等同样占了不小的比重，在区块链火了之后，杭州市政府甚至打算把“区块链之都”提上日程。
另一个是野路子的创业者。阿里系和浙大系成为杭州创业大军的两股中坚力量，但也出现了很多野路子的创业者，并没有北京、深圳那样的规范性，以至于在 P2P 爆雷潮出现时，杭州迅速成为外界围观的焦点。
XX 没有互联网
没有杭州的天时地利，不少二线城市成了《XX 没有互联网》里的主角。即便是腾讯、阿里、京东等一系列巨头都去开设分公司的成都，成为阿里西北总部的西安，也没能成为例外。
这些文章里，对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人有着准确的刻画：要么诟病于老板不懂互联网，要么吐槽缺少和前沿技术接轨的机会，要么抱怨没有合适的跳槽机会。
与之产生共鸣的是各种鸡汤文的转向。“逃离北上广”的话题火热时，很多鸡汤文会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卖掉北京的房子回家乡，过上了岁月静好的生活。而当”回归北上广”的话题出现时，故事换了另一个版本：在家乡被不适应的人际关系搞得支离破碎，被迫重回北京“休养”。
需要回答的一个前提是，互联网行业适合“总部经济”吗？互联网行业或许不需要产业集群，但不能没有氛围。
在杭州似乎可以找到答案。阿里诞生于 1999 年，网易回到杭州也是 2006 年的事情，在两大互联网巨头身后，还有杭州本地已经崛起的数量可观的独角兽。也就意味着，杭州早已形成了一定的投资环境、创业氛围和运营经验，西安、成都、南京、武汉、长沙等还需要不小的时间去追赶。
可在硬币的另一面，互联网公司正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变成一些二线城市的心结。杭州的阿里、武汉的斗鱼、合肥的科大讯飞、南京的途牛……以至于没能孵化出知名独角兽的成都，先后斥资 6 亿和 40 亿资金给锤子科技和人人车，决心可见一斑。
只是制造业时期的“总部经济”，往往把总部设在城市中心，相应的工厂放在临近的县市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没那么高。
互联网完全是另一种标准，非典型意义上的“人才集中型”工作，一旦在二线城市设立“研发中心”，务必要考虑人才的流动性，以至于小米向武汉、南京这样相对互联网化的城市迁移时，也加上了“员工必须在新工作地服务满 2 年”的硬性前提。
就这个角度而言，北京似乎并不需要用“给钱给地”的方式挽留互联网巨头，即便有一两家巨头选择“逃离”，人才、资本的规模化迁徙也绝非一日之功。
结语
略有讽刺的是，亚马逊决定在纽约设立第二总部时，纽约市政府给出了 15 亿美元的补贴，当地居民却以教堂集会、听证会、Twitter 吐槽等方式进行反对，理由是亚马逊的总部修建会推高当地房价，造成交通过载，增加流浪人员。
中国市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哪怕是北京这样互联网公司总部林立的城市，也在积极欢迎阿里来建设第二总部，二线城市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还需要其他维度的思考，如果只是承接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边缘部门，到底能给城市本身带来那些改变？本质上还是要读懂互联网行业是否存在产业转移。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产业链、不同的区位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特色，没准儿比痴迷于互联网公司总部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