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然断网了。面对空白的手机屏幕，他发现：不知要做些什么，不知能做些什么。
《深圳特区报》刊出，“东方风来满眼春”传遍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成了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个全新主题词。
大约一年后，金山科技的雷军被朋友带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所有间名为Internet的机房。机房内古拙的电脑屏上，Unix操作系统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时年24岁的雷军第一次有了“网”的概念。而在25年后，他领导的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2770亿港币，靠的就是互联网。
就在这间机房，1994年4月20日，中国大陆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实现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成为世界上第77个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互联网的接入，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但在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网络即将爆发出来的无所不在、排山倒海但又润物无声的能量。
1990年代中期，在城市家庭的客厅里，电视机依旧是最核心的信息窗口。
央视的台标还是蓝绿色，最受欢迎的节目，是周末二套的《正大综艺》和周二晚上的《曲苑杂坛》。
节目间隙，周润发深情演绎着洗发水的广告，李连杰挥舞刀剑代言着步步高VCD。
每家每户的茶几上，几乎都有一份《中国电视报》。
有孩子在电视上点播《猫和老鼠》花掉几百元话费，被父母追打。他们对文曲星上《英雄坛说》的痴迷，不亚于当下的“吃鸡”游戏。
电视之外的娱乐和信息获取，则来自报纸和书籍。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正在崛起;山东日照，一个普通地级市图书馆一天的进出人次，高达1.6万人。小城的中学生，在街边书店读到了人生中第一本《丁丁历险记》和《机器猫》。
人们之间的通讯，则停留在BP机和电话上。当时的手提电话“大哥大”——如同半块砖头一样的体积，售价超过2万元。有人计算，如果加上入网费和预存话费，花费将近2.8万元，在今天能买下4部苹果X手机。
所以，人与人的联络，总要慢上几拍。
校园里，学生们热衷于结交笔友，他们记录杂志里的交友信息，寄出信件，倾诉烦恼。几番往来，总有人在结尾写道：下次能寄一张你的近照么?
直到1990年代末，很多大学班级依然会分配一个信箱。老家寄来的汇款单的附言上，还会写上几句天冷加衣的叮嘱。
广播里播放着李春波的《一封家书》。1995年，中国个人信函数量达到79.6亿件，到1999年仍不低于70亿件。
毕业前，年轻人端出纪念册、同学录。他们紧握钢笔，用隽秀的字体，写下歌与诗。
那个年代，每一次分别与重聚，都需漫长的等待。返乡前，丈夫们卖力蹬着自行车，后座的妻子抱着孩子。为到火车站买票，他们往往骑行十几公里。
每逢节假日，很多城市只售3天内的火车票。即便售票员加速出票，一天也只能卖出三四千张。
北京街头，跑着黄色面的，能装五六个人。10公里以内为起步价，之后每多一公里加1元。很便宜，但需在街边等待。市政府希望“一招手能停5辆出租车”，但没有大数据指挥的调度，这只是一个梦想。
城市里初来乍到的人们，要么依靠亲朋好友指路，要么有单位指派的车辆。高速公路的路口，有人举着“收费指路”的牌子。更多人在烈日下四处询问，又担心遇到骗子。
1997年，北京的丽华快餐做起外卖。他们定了20部对讲机，1部8000元。但因为送餐太慢，投诉不断。即便麦当劳的麦乐送、肯德基的宅急送，也做不到30分钟送达。那些黄色衣衫上印着袋鼠图案的送餐小哥，还奔跑在时代的遥远之处……
那一年，中国大陆只有62万网民。虽然1998年底，这个数字飙升至210万，但互联网仍未触及日常生活。
所幸，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互联网巨浪开始冲刷中国。
1996年5月，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上的行人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距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向北1500米是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中文菜单访问Internet，阅读电子报纸，收发邮件或玩游戏。
上世纪 90年代，人们使用“286”电脑场景。
费用是每小时12元，用邮件传文件再加6元。1996年，只有6000人成为“瀛海威时空”的注册用户。虽然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人人都认真地握紧鼠标，就像握紧一个新的时代。
1997年10月，中国男足兵败金州，网友王峻涛在四通利方论坛的体育沙龙上，发表了著名的《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文章48小时后点击量已达数万，后来被《南方周末》全文转载，间接促成了新浪的诞生。
门户时代到来，新浪、搜狐、网易相继成立。人们意识到，除了报纸，还可以通过电脑看新闻——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第一印象是“快速、海量”。天涯社区也在1999年3月1日上线，人们开始在上面沟通、交流、争吵。天涯咫尺，一下子变成现实。
1999年9月，有人发起“72小时网络生存”活动。主办方是个名叫“梦想家”的网站，为每人分别提供1500元现金和电子货币，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只依靠一台电脑购买生活必需品。
他们只想知道，下一步，中国能在互联网上得到什么。这个梦想，吸引了五千位网民报名，近万人投票。
当时，北京、上海和广州，只有几家商店拥有网页，店家却对网络订单爱搭不理。
有挑战者突发眼疾，在网上写下求救信，靠网友买药渡过了难关。一位无线电专业的学生，对上网一无所知，一夜未睡只想搞懂windows95的操作方法，最终在饥饿劳顿中宣布退出。此前，网友们曾策划为他送饭，监控室里的医生已经做好了救援准备。
彼时的网购，更像是邮购。商家最后总是提示，留下电话号码以便人工联系。有人发现，网上除了永和豆浆，什么都买不到，夜里只得卸下窗帘御寒。各地的物流速度，远无法满足需求。有人挨了两天的冻，才通过“特快专递”买到了被子。
3天里，活动的赞助商、电商网站8848 的销量增长了10倍，达到数千单。但最后只有11个人拿到了货物。上海的网购需要用借记卡，广州的货款划不过来。有人手中的电子货币“一分钱也没花掉”，唯一成交的一笔，商家上门时，仍坚持现金交易。
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做俯卧撑，从桌子蹦到地上，对着镜头搞怪。活动结束后，心理医生对4名“幸存者”进行测试，发现他们都有因情绪激动导致的焦虑、头昏、眼花等不适症状。
有记者写下《目击鲁滨逊网上漂流》的稿件。因为网络故障，拍摄的照片就是无法通过邮件传到南京的报社。
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试验就这样结束了。19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这个活动时，会觉得它的失败显而易见——硬件设施跟不上，移动化没有跟上。这就如同为什么PC门户没有击败纸媒，而当移动大潮到来时，传统媒体被摧枯拉朽一样。
但不要着急，全民网络生活时代就要到来了。
1999年12月18日，北京海淀的电子卖场海龙大厦开业。
人潮汹涌，拿货的商贩想从东门穿过西门，需要挤一刻钟。顾客连电梯都挤不上，楼梯间也有人排队。路边打起横幅：伴你走进信息时代。
周末，人们涌入中关村和华强北，寻找攒机的内存条。中学生们开始讨论 “谁会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央视的广告中，悄然多了联想的1+1天琴电脑。1998年3月份，这款电脑卖掉了15万台。开始有媒体发问：家用电脑离你还有多远?2000年，中国人一共买下了620万台台式电脑。
电脑的普及，无疑让互联网拥有了深厚的生长土壤。
成千上万网友慕名而来，挤垮了唯一的服务器。技术员大汗淋漓，网友们失望而归。
很快，网络替代了书信传情。此前，一款名叫OICQ的聊天软件问世。人们发现，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如此直接。
在上网的拨号音里，人们期待着与陌生人“哥哥还是妹妹”的问候。网吧包夜时间，收银台前排起长队，人们聊到深夜，趴在键盘上睡着。
2001年，搜狐、新浪与网易争抢冠名各地的网吧，把网吧的墙上、机箱甚至鼠标垫都印上logo。
搜狐创始人张朝阳。
网吧里，人们热衷于一款叫做《热血传奇》的韩国游戏。2002年11月，游戏的在线人数突破65万，注册数7000万，几乎每个中国网民都在玩它。
中国的中小城市，有八成以上的网民通过网吧接触互联网，他们的娱乐方式因此改变。
2002年春天，SARS爆发。搜狐决定让员工在线办公，因为有QQ和MSN处理工作，“一切井井有条”。一位媒体的记者感慨，所有工作都可以在家完成，包括邮件采访。
同年5月，阿里悄然推出了淘宝。害怕出门的人，开始尝试网络购物。
《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一书卖出2500本，超过王府井书店的销量。淘宝和易趣上，口罩、消毒水和维生素的交易额，增加了数倍。
同一年，有个叫张涛的海归，厌倦只能吃到几个馆子单调的菜品。他泡在图书馆，把各类媒体关于上海餐馆的信息，一个个录入到自己创建、叫做大众点评的网站。
此前，人们只能在BBS询问当地的哪家餐馆好吃。网站上1600多家餐馆，无疑是个新大陆。仅仅一年半，网站就在口口相传中，扩张到三十多个城市。
几年间，报纸的销量减少了，大家习惯用电脑登录门户网站。人们不再为毕业而伤感，而是在校友录、校内网上找到失联的老友和新同学。
他们去土豆、优酷网搜索趣味视频，去迅雷下载电影。他们追逐小说网站连载的《鬼吹灯》，在天涯论坛争论《明朝那些事儿》的细节。
2005年，有超过100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超女的跨年演唱会。2006年世界杯开赛当天，拥有转播权的网站获得超过4000万的视频点击。
互联网也在重塑现实世界的娱乐方式。
2001年到2007年，携程网的地推员工在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写字楼免费发放了10亿张订房卡。
他们告诉提着行李箱的旅人与都市白领，未来，可以上网预订酒店了。有人拿到卡片，一口气订了80间房。
人们就此告别了火车站排长队、四处找旅馆的时光。
互联网同样改变了表达与社交的空间。
几乎每一个网友，都开始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故事。职场的白领们，则开始在QQ空间的农场里偷同事的菜。
人们开始关注明星的微博，而不再只看娱乐报道。记者们开始去论坛寻找爆料帖，挖掘新闻。
2009年，百度贴吧一则喊“贾君鹏”回家吃饭的网帖，几小时内引发40万人浏览。随后，“坐等”“内涵”“围观”等网络词汇，逐渐进入到现实社会。
人们从网吧走进贴吧，也从商场转入电商。
2010年，淘宝的“双十一”大促，创下了单日10亿元的销售额。
当天23点59分30秒时，流量超出预期数倍，支付宝的核心账务系统发出警报。几百位工程师解决问题，距数据库崩溃只剩4秒。
每一年的这一天，都成为中国网民集体熬夜的节日。实际上，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变换着模样。
排队购买苹果的人群
2009年10月30日傍晚，北京下起淅沥小雨。世贸天阶的大屏幕下，拥挤人群不时发出“哇”的惊叹。
这是iPhone手机首次在中国销售，年纪最大的购买者已70岁。
iPhone网购第一人刘欣灵现场回忆，两年前，同事从国外带回一部iPhone，整个单位都轰动了。
苹果之父乔布斯
此前，中国最新潮的手机，是全键盘的Nokia E61。但现在，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了，人们在上面轻轻一点，就能登录微博，可以随时随地收发邮件、浏览新闻——这可比PC要方便得多得多。
2010年4月某天的早上，雷军带着团队每人喝了一碗电饭锅煮的小米粥。这一天，他们成立了小米科技。此后，低于1000元的国产智能手机不断出现，比如小米旗下的红米。硬件的发展反推了网络的发展，4G网络逐渐普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开始加速触网。
这一年，中国大陆手机网民的数量达到3.03亿，比2009年增加近7000万。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又是一个质变。
智能手机和它装载的客户端(APP)，首先打破了人们社交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微信是最典型的应用,也是移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它让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免费，让多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方便，它把手机通讯录里的人名勾连起来，形成了一个实时互动的圈子。
此前，人们会计算着如何节省一个月几百条的短信包。但从2012到2014年，全球短信量从590亿条，缩减至225亿条。有人统计通信记录后，发现某个月自己只打了一个电话，发了一条短信。人们甚至不愿再记手机号，“有微信，就不怕联系不到你”。
手机同样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除了社交之外，移动互联网区别于PC的第二大特征是个性化。尽管每个人都关注重大新闻，但需要的资讯其实是不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推送哪条道路上的拥堵信息;使用的手机是12888元的苹果MAX还是388元的红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喜欢香奈儿还是广场舞。你在手机里的点击、评论、转发、收藏，以及搜索、订阅等所有行为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是注册用户，性别、年龄、学历、爱好等信息，也会被写入APP后台的日志里，形成某个用户的精准画像。2013年前后，一点资讯、今日头条等靠算法分发的资讯类客户端诞生，它们会根据不同的用户画像推送不同的信息。“千人千面”的信息分发模式，代替了门户网站千人一面的阅读方式，这是生产力的再次飞跃。所以，这两个APP在出生五六年的时间里，分别获得了6500万和超过1亿的日活用户(DAU)。
2012年11月，下过一场雪后，国贸三期写字楼的楼下，很少有出租车停下。一位女白领向两个朋友推荐用打车软件叫车：“滴滴(当时名为嘀嘀，2014年9月更名为滴滴)一下，马上出发”。
此前，滴滴的创始人程维，时常因打不到车而耽误拜访客户的行程。有一次，他老家江西的亲戚来北京看他，下午五点半开始打车，八点时又打来电话，没车，让他去接。
就是2012年冬天的这场大雪，令人们意识到网约车的价值。这款通过用户、司机位置和路况大数据，实现智能调配的打车软件，大大提升了出行效率。几年后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在路边拦出租了。
路面上，与网约车同时增加的，还有一辆辆送餐的电动车。随着饿了么、美团外卖的崛起，以往写字楼餐馆里，白领们在闷热的天气中排队点餐的场面，一去不返。
约饭前，人们会用大众点评找到评分较高的饭店，再去团购APP搜一张优惠券，用手机支付过后，再打一辆网约车，直达目的地。
开车远行时，他们用手机做导航仪，在地图软件里输入目的地，便可安心驾驶，手机还会提示哪里拥堵，哪里是事故高发路段。
逛街时，女孩们一边看价钱，一边登录淘宝比价。跳广场舞的阿姨，用手机向姐妹讲授新的动作。
小城里的父母，得以每天与儿子进行跨洋视频。身在江南的大一新生，用手机向甘肃的奶奶直播一眼千年的西津渡石路。小城老人遇意外车祸后，家人用手机把CT传给了北京医生，获得了专业的护理指导。
人们甚至习惯出门不再带钱包。各大城市的超市与小店柜台，都已贴上蓝色或绿色的支付二维码。一位离开北京留学的年轻人记得，当时的大额支付尚需要借记卡。2016年回国后，他发现街边买个西瓜，都能用微信支付。当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已是美国的近50倍。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成人每天花在智能手机的时间是2 小时 39 分钟，已经超过了看电视的时间。如果手机没电了也没关系，随时随地可以借到共享充电宝，“街电，让生活永不断电(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也是吸引台胞的重要因素。2015年，由大陆移动互联网企业猎豹组织的创业活动，挑选五支台湾团队参观北京。最后，有两支决定“移居北京”。因为他们足不出户几乎就可以搞定一切，“可以呼叫出租车，不用排队，不用去银行，不用到远处购物”。创业和互联网密不可分——如果在台湾创业，人们更容易联想到炸鸡店和民宿，而不是移动互联网。所以，去北京的中关村，“就如同教徒去麦加朝圣”。
在厦门手游公司短暂实习的几名台湾学生，毕业后也决定留在公司。在台湾，一款游戏有几千用户已属不易，但在大陆，他“随时能感受到上亿用户的诱惑”。他的手机里早已装上淘宝、滴滴和美团，并体会到了“双十一”的打折魅力。
去台湾的博物馆，游客们还要依靠租赁的导览机;而在内地，扫一扫玻璃柜上的二维码，就能获得自助的语音服务。台湾很多银行的服务仍以人工柜台为主，在大陆用手机银行软件就能快速完成转账等操作。2016年，台湾各家电影院的购票APP尚未打通，且不支持在线支付，只能提前到电影院排队付款。因为手机购买高铁票只能用信用卡，当地人更习惯去超市的机器自助购票。
2016年7月，有机构在北京发起了“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
他们关掉房间的WIFI，取走了测试者手机的SIM卡，想要探究离开了网络，人们能坚持多久。
他们说，这是对1999年举办“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的致敬。
60后的女士没了团购和外卖软件，要去市场买菜做饭，却发现结账都要手机扫码，只能回去拿了钱包。为了缴纳水电费，她先去银行ATM机取款，然后找到附近的便利店。没了微信朋友们的群聊，只觉得度日如年。
一位90后测试者几乎崩溃。他上班打不到车，等公交等了30分钟，最后迟到被扣了工资。因为买不到电影票被女友嘲笑，请客买单却没带现金。所有的设计图纸都改成手绘，加上无法上网搜取素材，他的工作已经无法推进。
无奈之下，他只得躲在家里。面对空白的手机屏幕，他发现，离开网络的日子，竟然不知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一个影响范围更大的事件发生在今年9月8日。因连续多起恶性事件，滴滴出行暂停了每晚11点至凌晨5点的所有网约车服务，为期一周。
9月8日午夜，在北京三里屯结束了狂欢的人们发现，打不到平价车了。路灯下，有出租车和黑车停靠在路边，司机却不打表，一段原本只需支付60元的路程，变成了180元。杭州的萧山机场候车区也排起了长队，数十位工作人员不断劝说，让大家乘坐大巴车。一位当晚10时54分在上海虹桥机场叫到滴滴的网友则在庆幸：幸好早到了6分钟，否则回家都难。
正如26年前那个春天引发的巨大变革那样，大陆居民的生活，早已因互联网而翻天覆地，手机成为人的另一个器官，大家已经无法接受离开网络的日子。
一批勇于站在时代潮头的人，也已经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他们重新定义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让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联系起来，并对这个时代的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0年代憾别北京，在小餐馆里对酒落泪的马云，让天下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性格内向，在男女比例7:1的大学深感孤独的张小龙，因为发明微信让中国人的社交畅通无阻;一度不断模仿海外新产品的王兴，用最本土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用餐习惯;而感慨苹果手机“太贵了”的雷军，已经让更多中国人接触到移动互联网。
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
网购的壮大，催生了中国数不清的淘宝村，重塑了制造业和物流业的形态，让城市与乡村的人们，无差别地享受到便宜的商品。
外卖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传统产业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身处其中的互联网公司，已悄然用技术为餐饮、服务业提效。
遇到现实问题，人们开始习惯@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微博进行反馈。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账号，开始入驻微博、一点资讯、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用更高效的方式与网民互动。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输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甚至改变了国家治理方式，”一位长期研究网络的资深媒体人说，“但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社会形态，它所代表的平等、交互、开放、共享、包容，与改革开放的理念相同。”
2018年10月18日，参与“首届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行”报道活动的上百名记者走入故宫，凝望巍峨的宫殿和古老的红墙。这是此次由国台办主办、一点资讯和海峡之声承办的为期17天的活动里的第一站。
数百年前，嘉靖皇帝在这宫殿之中，因倭寇作乱，下令“片帆不得入海”。
沿海的各个港口被封锁，出海船只纷纷被销毁，上海的中国商团被指责为“通倭奸民”。封闭的国策延续到清朝，中国在漫长的几百年间，几乎与世界断绝联系。
而就在中国推行海禁的16世纪，麦哲伦的船队开始了第一次环球航行，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建立了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哥白尼辞世，他的《日心说》开始深入人心。
在过往的400年，中国已深知封闭之苦;而在过去的40年，又深感改革开放之幸。中国用网络连接世界，世界也用互联网拥抱中国。即使是故宫这样的最深不可测的皇城，也通过新媒体和数字技术对世界展示着它的魅力——因为那张网已经推开了它的大门，再也不会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