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这么累，花钱的时候就不想再难为自己了。”今年是28岁的邱琪在北京某互联网巨头工作的第三年。2012年，她从传媒类专业毕业后不久，就进入这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经历了多次考核和升级，现在收入比许多同学高。
“互联网公司给的多，但我们拿的是辛苦钱。经常要加班到深夜不说，项目压力、沟通压力此起彼伏，回到家一句话也不想说。”邱琪很无奈地说。
经过近20多年发展，中国互联网行业快速更迭，崛起的一批又一批行业巨头，细致入微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更激发了年轻人的创新观念。然而，光鲜背后，在快速迭代的压力和充分竞争的环境里，许多年轻从业者看似思于千里之外，实则疲于灶台之间。
正如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显示，北京互联网从业青年群体约61.9万人，月均收入6228.5元，远超其他行业，但49.6%日工作时长超8小时，55.4%拿不到加班费，说明高端行业并不代表高端就业。
青年网络从业者是高学历、年轻态的知识密集型蓝领
调查揭示，从人口学特征上来说，73.0%从业者年龄在28岁以下，平均年龄为26.7岁；67.0%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占12.2%；65.1%从业者为外地户籍。
在岗位分布上，像邱琪那样的产品岗并不多，19.3%是做编辑，11.7%为开发，还有11.3%是运营人员。整体显示，仅有34.0%的人能按标准拿到加班费，进而呈现出高月薪低时薪的特点，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蓝领。
王霏是毕业刚满一年的新闻专业本科生，现在在一家2014年8月才成立的自媒体公司做文字编辑，主要负责为公司微博、微信、博客等平台信息编辑发布。
“虽然公司正在平台构建的摸索阶段，不像大公司要求那么严格，但是一有新项目投入，加班加点就是常态。新项目开启前一个月最忙，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每晚至少要加半小时。是义务性质的，没有加班费。那段时间精力总恢复不过来，觉得周末跟没休息过似的。”
调查还揭示，该群体人均月支出达到4301.9元，其中生存性支出比例较大，房租或房贷就占据了42.5%，人均月支出占月收入的七成以上的人数达90%以上，基本属于收支双高的“穷忙族”。而且，住房状况不稳定，拥有自购住房者仅占25.6%，而其中又有67.8%是北京户籍，即非京籍网络从业青年购买住房的人仅占网络做作业青年群体12.3%。租房者的平均月租金是2146.6元。
王霏最近换了个离公司近一些的住处，“交通比较方便，居住条件不错，当然租金也涨了不少，之前的房租是2000元，现在涨到3600元。”她原来要在路上耗费3个多小时，加上项目运行初期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都觉得非常疲惫，“好在工作本身能消化掉这1600元差价，工资还算能满足我的心理预期”。
事实上，该群体中位数，众数超过六成的人处于租房状态，其中合租方式占72.7%。过半的人和王霏的情况差不多，租住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其中合租方式占72.7%。40.2%的人近3年有两次以上搬家经历。
因为在空间分布上，64.2%的人居住在四环外，其中住在五环外的高达39.6%，因此，44.6%的人“在路上”的单程时间超过1小时，远高于其他从业者水平。
高收入是少数，压力大是多数
报告显示，从业者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比例高，占到63.7%，而万元以上的占到13.6%，高收入比例高于从业青年整体水平月收入的众数和中位数都是5000元，差距不小。而且，大企业比小企业工资高10.0%左右，研发类岗位是运营、编辑类薪酬的4到5倍。
对于职业和岗位预期，很多从业者表示并不明朗。究其原因，一来是行业本身的岗位收入呈马太效应，两极分化；二来则是个人职业流动和发展瓶颈并存。
调查发现，网络青年工作流动性也大。3年里52.5%的人都更换过工作，对工作的满意度仅为11.2%。然而，由于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大部分仍在低端层面“换汤不换药”。行业与时俱进让知识结构和技能时刻面临考验，一位青年感慨道，“一入IT深似海。”
跟王霏一样，萧煌也是毕业刚满一年的往届生，目前在一家新兴科技公司做PC端应用开发工作。虽然就业时间不长，但是他前后已经换过3次工作。
“***份工作是在济南的一家电脑公司做程序员，觉得每天都只是写代码，没什么前途，正好一个比较有名的女装网络品牌在招网站运营管理员，我就趁机跳槽了。”萧煌的前两份工作持续时间都不长，***份工作只有半个月，第二份工作也只维持了半年，“跟济南地区相比，上海北京的工资水平会明显高一大截，想去大城市打拼一下”。
网络里的积极分子，现实中的宅独青年
就从业者的个性来说，一方面，在网络世界里，他们是积极分子，是网络改变生活的推动者。66.7%的人会关注或参与过“人肉搜索”、网络签名、网络声援等网络世界的群体性活动。32.5%的人写过高关注帖子，16.2%人的评论在微博中被大量转发过。
另一方面，对网络的高度依赖，让41.2%的人在闲暇时仍选择“宅”着上网，然而，网上的“大拿”和“红人”的魅力却没法延伸到线下，现实中比较低的社会化程度，出现了67.5%的被调研者在京好友不超过5人的局面，且当中85.2%都是同学、同事和同乡。
25岁的崔光范目前在某著名搜索引擎公司做技术岗的工作，身为一名程序员的他同时也是社交媒体重症依赖患者。每当网上有一些例如微笑日、跑步计划之类的群体性号召活动时，他总会大量转载进行刷屏服务。
“网络让个人的声音大了很多。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做过公众营销号，是面向动漫爱好者的。”在崔光范看来，网络号召力都是通过投钱投精力运营出来的，偶像效应也会有一定效果。“在有了庞大的粉丝基础之后，有时候你说的一句话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现在虽然改做技术岗的工作，个人社交媒体也式微了，但还是希望能给人以积极的影响”。
邱琪意识到了自己现实社交缺乏的问题，于是循着自己的兴趣，参加了烘焙工坊的培训，结识了一批工作上各显神通、周末亲如家人的好友。“我还会加入公司的兴趣小组，周末约同事爬灵山，或者去打羽毛球。”在邱琪看来，网络时代都赞同主动选择的自由，然而人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会有哪些奇遇与启发，“所以，不如去更为丰富真实的现实中寻找灵光和安慰”。
总的来说，只有12.8%的从业者对自己的状况不满意。61.2%的人会为了提升自己而参加继续教育，3.9%的人具有自主创业意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他们都对自己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