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智慧地球理念提出以来，全球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智慧城市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更是呈现出百舸争流的盛世豪景。随着科技部10月份新将20个城市纳入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后，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规划数目已超过全世界规划数目的总和。然而各级政府、服务商的积极战备，我们心中的“智慧城市”实施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城市管理者的过分乐观？还是应对措施落到实处？
智慧“布局”逾瓶颈
据悉，2013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包括北京、石家庄、无锡、温州等90个城市成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之后又有103个城市被批准成为第二批示范城市。随后的十月份，包括西安、南京、成都在内的20个城市再次被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国家 “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城市。
记者统计，截至2013年8月，中国已有300多个城市、地区投入3000多亿元建设智慧城市。而在这些示范城市当中，既能看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又有南京、青岛、哈尔滨、大庆等二、三线城市。并且按照规划，试点城市将经过3—5年的创建期。对此有专家预计 “十二五”期间用于建设“智慧城市”各方投资总规模有望达5000亿，更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智慧建设市场规模将达到1.2万亿元。
不难看出，我国已经进入智慧城市建设起步阶段，当然除了经济上的刺激以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宏观“布局”效应。对此，业内专家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另外，有专家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贪大求全”布局，让整个战略遭遇“纸上谈兵”新尴尬。
经了解，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各个地市政府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社区、智能税务、智能医疗、智能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智能城市建设计划纷纷出炉，呈现全面出击状态。但这些在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唐斯斯看来：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不理解智慧城市的内涵，从数字城市、无线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设，只是换了标签，弄个新概念，而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什么领域都难以突破。
国务院物联网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同样也认为，当前我国的智慧城市还没有一套完善的标准，通往智慧的道路还很长，关键在于获得试点后，真正往智慧的方向去发展建设。
邬贺铨院士的这一看法同样得到了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宁家骏的认同。他曾表示，一些城市在组织智慧城市建设中，很少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城市特点，与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一些城市盲目的模仿其他的城市，跟风建设，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有些地方甚至连什么是智慧城市都没有搞清楚，却把旗子举得非常高，当做政治口号在宣扬。”
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按照住建部想法，将在3年~5年的创建期后对智慧城市进行评定，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这或许成为评定智慧城市成果的一个标准，然而这个标准的评价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各地只能摸索前进。”数字政通副总裁邱鲁闵对记者说：“现如今，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很积极，但对于服务商而言，国内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拿出有操作性的、完整的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案。”
“智慧城市涉及很多方面，我们需要慢慢来！”邱鲁闵还强调：智慧城市落地不是概念性的落地，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商业模式等完整产业链的落地。但无论怎样，得有“抓手”才行。
明确抓手，智慧“破局”在于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
什么才能称之为智慧城市的“抓手”？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智慧城市落地和执行，应该先从民生保障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具体项目上寻找突破。”并且建设智慧城市需要从解决城市实际问题入手，智慧地规划和管理城镇，智慧地配置城市资源，优化城市宜居环境，提升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最终增强市民的幸福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他还指出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从政府角度看，要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和“快治病”，保障城市健康和和谐发展；二是从企业角度看，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手段，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三是从民众角度看，让民众感受到“便民”、“利民”和“惠民”。
的确，只有尊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体现出“智慧城市”的价值取向，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民众。这一“要点”也得到了不少政府官员及权威专家的支持。
但通过调查发现，现实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我国城镇化问题越发明显与尖锐，各种“城市病”与日俱增：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交通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尤其是最近屡见报端的“城管执法”、城市内涝、雾霾等问题，成为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几个方面。
“城市管理的复杂化制约着智慧城市发展，只有变传统城市管理为精细化管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慧城市落地问题。”这一主张与仇保兴副部长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也曾公开表示：“优化数字化城管系统作为智慧城市的物理性公共平台，智慧城管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之前，“大政府”的概念一直以来比较深入人心，个别地方政府什么都管，也有的政府是不同部门分管不同的事。这样长期以来，不是权力过分的集中，就是权力过于分散。而且个别城市管理者在建设智慧城市时，系统建设过于“竖井化”，犹如以前的“十三金工程”，不能互联互通，这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数字政通副总裁邱鲁闽向记者介绍：在传统的城市管理上，存在四个弊端，一是发现问题多少没人管；二是发现问题快慢没人管；三是处理问题是否及时没人管；四是问题处置到什么程度没人管。“尤其是十二五后，老的城镇化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困难又接踵而至，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精细化城市管理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与现代化”。
为什么说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能够成为实现智慧城市的“抓手”？
数字政通副总裁邱鲁闽向记者介绍：采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第一：可以博采众长，不断拓展网络化管理模式。如今，网格化的模式已经在公共安全、道路安全、道路交通、社会管理、市政环卫、园林绿化、城管执法、海塘检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以后的应用推广中将继续发挥网格化的管理。
第二：形成上下贯通的大城管体系。如：杭州市采取一级监督、多级派遣的管理模式，实现了从市、区、街道三级考评的模式。并实现了与1837个部门，并且深入到886个社区。可以说除了数字城管之外，没有一个系统，能够覆盖如此多的单位。
第三：就是精细化管理。宁波和温州推出的智慧城管，就形成了一个精细智能运行监控的体系，从最早的单纯的监督员、发现问题，发展到现在通过很多智能化手段，实现一个城市市政、环卫、交通、治安、供水、供暖等方方面面的监测。
第四：深入细致的专项管理，从综合到深化，提升处置执法水平。如：专门针对户外广告、工地、渣土清运等等，这些在专项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深化，专项管理也拓展到地上和地下一体化的层面。长期的运行，我们积累了一些基础的数据，从而可为一个城市提供持续共享的公共信息库。
在实例中，数字城管效应也得到了验证，以我国第一个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北京市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为例，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后，统计表明，北京东城区实施的“数字城管”系统对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90%，而过去只有30%左右，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98%，问题处理率为90.34%，平均处理时间为7.5小时，而过去要一周左右，案卷处置结案率为90.53%，平均每周处置问题390件左右，处理问题件数是过去的5.4倍，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因“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在城市管理中取得的突出成效，得到了中央编办、国信办、国家科技部、住建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多位资深行业专家的高度评价，并被住建部命名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
北京市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成功实施以来，上海、天津、重庆、太原、合肥等全国数百个城市相继在数字政通的帮助下实施完善的数字城管系统，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数字化城市管理手段现如今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式与方法之一。同时，这也极大地说明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作为智慧城市“抓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邱鲁闽还表示：除了自上而下的数字城管之外，数字政通还在积极推行自下而上的创新社会管理。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我们把社区根据一定的面积划分出若干等份，每个等份就像网格一样，每个网格还有个管理员，这个小格子里的居民有什么事都可以找这个管理员，小到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大到医保、社保、就业、工商、公安，都能“管得着”。
2012年，国内首个“社会管理”和“城市管理”相融合的建设项目在湖北荆门实施，这两种管理手段同时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社会管理”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型管理”的转变、由“防范、控制型管理”向“人性化、服务型管理”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人、地、物、事、情、组织”六位一体管理要素，使信息有效利用与融合，有利于城市管理者采集基层数据、社区群体的意见与想法，同时对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城市管理适配政策、促进社会和谐、改善社会服务有着很大裨益。
在数字政通眼中，数字化“社会管理”与“城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政府全面地分忧解难，是“接地气“的智慧城市业务。也正因如此，数字政通目前已经不仅仅为各地政府客户提供核心软件和系统平台，而且能提供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一站式运营外包、地下管网、数字国土等服务。据了解，未来几年，该公司会将业务延伸至智慧环保、智慧交通、智慧社会医疗等诸多方面。
“立局”：多元化形成智慧根系
让业务多元化，一直都是国内IT上市公司发展的一个方向。不仅是数字政通，在国内，实施智慧城市建设的上市公司也都在朝着“业务”、“技术”、“应用”等不同领域多元化发展。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内实施智慧城市建设的上市公司都有不俗表现。除上文提及的数字政通之外，像易华录、万达信息、华平股份、银江股份等上市公司分别在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平安城市、智能建筑等领域颇有建树。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三大运营商在基站、宽带建设、移动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方面持续投入巨资。
而对于各上市公司业务的拓展，市场人士指出：未来几年，在智慧城市管理方面，包括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地下污水监测、供暖、水质监测、三维全景监控、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建立、突发事件预警等；以及社会服务管理方面，包括平安城市、社区医疗、治安管理、智慧社区、城乡规划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数据，而这些都必然会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因此，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本土企业的创新，更离不开物联网、云计算、光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也只有通过这些新技术、新产品与新应用，对公众服务、社会管理、产业运作等活动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构建城市发展的智能环境，才能形成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城市形态。
IBM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白皮书中，是这样定义“智慧城市”的：“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全面物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和协同运作是其四大特征。
通过以上专家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正在通过“两化融合”、“五化并举”、“三网融合”等战略部署，积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最新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同时，随着城市智慧含量的提高，还能够大大降低能源消耗率和污染排放率，有利于推动向低碳化、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城市转型。因此，我们希望，未来数年间，中国各地有一批智慧城市必将拔地而起，真正实现“智慧中国”的强国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