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是一笔大生意。感应器、GPS跟踪、数学建模和人工智能给企业带来了大规模的实时市场洞察力，为监控、定位、衡量员工和顾客开辟了史无前例的新方法。分析公司高德纳(Gartner)预计，采用大数据技术的公司将“在所有可测的财务指标上超过竞争者20%。”
大数据可能是“新的石油”，但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信仰来崇拜。身处数据洪流之中，我们不仅失去了对商业的大局观，还失去了部分人性。如果我们认为更好的生活就等同于更好的算法，还能留下多少创新空间?
我不是有数据恐惧症，我担忧的是纯粹依靠数据。我不反对定量的测量方法，但我质疑它们作为商业表现、社会繁荣和生活意义等重要指标的权威性。
大数据有许多好处，不过我们还需要用“大直觉”来完善它。以下是六大理由：
大数据=老大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史蒂夫•洛尔把大数据看作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科学管理”的传承。泰勒主义的核心是业绩表现，而如今我们开始衡量快乐感和幸福感、消费偏好、社交关系、体育活动、态度、情绪、情感、行为和身体机能——换句话说，我们在评测自己的生活。
当然，某种程度上说，“量化自身”的应用程序能让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决定。然而，如此一来，我们就在自我改善这一想法的驱使下，把曾经私密的领域开放给了商业世界。
大数据不具有社会性。人类是社会动物。研究显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友谊与婚姻，是快乐和自我实现的关键因素。我们的大脑有着关心的本能，我们的心脏和思想有着领会同类并与他们产生共鸣的惊人能力。我们能表现出同情，感受到情绪波动，察觉到非语言的细微暗示，容忍或拥抱，接受与拒绝，爱与痛，体会到我们所有的感受，做出不合理的举动，丧失自制力。这些人性的关键特质受到了里昂•维瑟提尔所称的“主观数字化”的威胁。
最近的社会基因研究显示，数字过载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生产力，还削弱了我们进化出的与他人交流的能力。
大数据造成小世界。道德感通过共鸣而增强。矛盾的是，在这个高度连接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面对一个挑战：与想法、价值观、信仰、信念和文化相异的人们交流。数字技术可以根据我们的偏好，为我们定制线上和线下的社交活动，我们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正如艾利•帕雷瑟所说的“过滤泡泡”。它通过智能算法，向我们提供熟悉的内容、文化和同伴，同时把这些东西直接砸入我们的舒适地带。我们不“赞”与我们不同的人和事物，陷入了社会和文化上狭隘的恶性循环。
大数据让我们更智能，而不是更有智慧。我们这个数据驱动的世界不仅变得更小，还变得更快。信息的实时传递促使我们不断地立刻做出回应。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打趣阿尔文•托夫勒1970年的著作《未来冲击》(Future Shock)的书名，将我们现在的状态称为“现时冲击”(Present Shock)，他哀叹，“一切不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日益遭到漠视，而一切被认为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又让人应接不暇。”
数据可以迅速为我们提供信息，不过要快速做出意义深远的决定，直觉是更好的工具。普拉萨德•凯帕和纳威•拉裘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力劝商界领袖进行“从智能到智慧”的转变。他们的意见很中肯。拥有智能的公司和领袖依靠持续的反馈成长起来。智能很快，智慧却很慢。拥有智慧的公司和领袖需要时间来实现转变。
大数据(过于)明显。“你只能管理你所测量到的”——真的吗?金融危机已经证明我们对于所测量的事物管理得很失败。失败的兼并、失败的产品发布、信誉危机、社交媒体的灾难，这一切都证明，我们需要更好地管理那些我们无法测量的事物。
正如设计界的思想家罗杰•马丁所言，领袖需要“兼听则明”。评价21世纪的商界领袖，不再看他/她能排除多少不确定性，而要看他/她能忍受多少不确定性。
大数据不敌直觉力。数据也许能预测新问题，也许能找到已知问题的新解决办法，不过只有人类的直觉和巧妙心思才能提出开创性的新想法。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天赋——它远远超过解决一个问题，超过满足某个功能需求的层次。
同样的，如果我们量化所有的人际关系，就无法给人类的判断力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因为我们常常把对人们的感觉和他们的行为混合在一起，我们的判断力比二进制数字更加复杂。它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双重行为有着更细微的评估和反应，我们可以选择将失败视为创新的先决条件。很难想象，如果我们丧失原谅的能力，如何还能朝着任何目标前进。
让我们抵抗冲向数据的欲望，花时间沉住气，必要时再加快步伐。让我们允许自己不时从数据中解脱出来，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让我们用数据来讲述自己故事，但不要让数据成为我们唯一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