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兴发布公告，2012年全年预计亏损25亿元至29亿元，创下中兴成立以来的记录。在这个发年终奖的时节，不免为中兴员工的遭遇感到凄凉。而公告对中兴巨亏的解释称：国内合同延迟、终端收入下降、国际进度延迟等原因导致了巨亏，“2012年是公司集中消化历史低毛利合同的高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1年还处于增长状态的中兴，一年时间之内却出现“过山车”现象。这其中究竟，自然也非公告中寥寥几句能够概括的清楚的。其实对这些年来中兴发展历程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兴巨亏背后的原因是如此之盘根错节。
2012年是通讯行业集体遭遇冬天，国际通讯企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发展减缓，甚至亏损。行业大背景的变化，像全球经济走弱，海外运营商投资放缓，以及国内运营商投资结构和周期变化等，是所有企业都避不开的发展陷阱。鉴于同城企业华为仍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中兴的亏损似乎要更多的从公司内部说起。
据之前曝光的中兴股权结构，我们发现，中兴完全是一家由创业的38位高层元老控制的企业。高层元老控制着关联投资公司，关联投资公司又通过“中兴新”影响控制中兴通讯(000063,股吧)的管理决策以及投资关联实体公司。在这种稳固的股权结构控制下，自然产生相对应的利益分配结构。高层38位元老利用关联的控股公司，通过控制中兴新再间接控制中兴通讯的2级控股方式，最终达到最小出资来控制中兴通讯上市公司的目的，从而抽取整个公司发展的利润回报。
这种错综复杂的股权结构与利益分配文化，无疑成为中兴高层腐败的罪魁祸首。中兴多年积累下来的利益分配失衡被逐年放大，危机逐渐显现。而作为同城的通讯民族企业华为，则在股权结构上就杜绝了高层腐败现象的出现。华为从创立之始，任正非就订下了优秀员工持股制度。大部分员工持股的制度，确立了员工是公司真正的主人，对企业高管有监督与弹劾的权力，保证了企业始终沿着符合企业长远发展与绝大数员工利益的路线发展。
相比中兴高管捞的盆满钵满，处于底层的中基层骨干员工，往往叫苦不迭。据中兴内部员工透露，中兴自97年起，公司从6亿人民币起步，到今天的702亿元，人均收入一直在9-10万元左右徘徊，收入增长甚至没跑过CPI。中兴员工经常出现，入职时月薪5500元，但5年之后离职，仍然只拿着6000元工资的情形。
员工常年得不到相应的激励机制的鼓励，也导致了中兴与华为距离的不断拉大。与中兴对员工激励机制的漠然不同，华为更看重员工成长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今年在年终奖总额相比上一年增长38%的情况下，华为部分高管却主动为企业发展放缓负责，主动放弃年终奖。此举让中基层员工直接受益。于是出现中兴与华为的差距从2004年的2.1倍左右，到四年之后2.5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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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董事长侯为贵
忽视员工成长是公司发展真正的源动力的中兴，试图从业务战略上寻找企业发展的路子。因此当擅长销售业务的史立荣走上中兴通讯总裁位置后，中兴进入了销售“大跃进时代”。史立荣采取相对激进的市场策略，力求中兴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前三大设备商。史立荣将产品经营部大量技术商务人员前移到营销一线，一些本来在后方做研发的人员，甚至也被要求“上前线”。
盲目追求发展速度，没有将发展落到实处的中兴，终于在行业发展的这个冬天，停下脚步来。然而，一停下来，就是巨大的收缩。为了弥补亏损，中兴先后出售长飞投资、中兴特种设备和中兴力维三家子公司。但缩减业务范围，或许并不能解决公司确认人才层面核心竞争力缺失的现状。毕竟，在人力成本上升之后，中兴再无法靠“人口红利”过活。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兴亏损这些原因，发现这些原因其实并不相互独立，而是像谜一般，纠结的在一起的，解决上述问题也非朝夕之功。我们期待中兴的调整。最后，我们高兴的看到，中兴在公告中称，“希望通过结构化调整，提升各个业务单元的综合毛利率，并最终实现规模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