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发布了对于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的报告。长达52页的报告总结说，两家企业都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且应该予以其在美从事经营活动更加严格的限制。
在报告中，美国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fail”(未能)，例如“华为未能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华为未能解释其内部党委的功能”、“华为未能提供其与中国军方是否有联系的详细答复”等等。然而，报告在论述两家企业存在的问题时，同样“未能”通过充足的证据来以理服人。例如，报告中提到 “中国有手段、机会和动机通过电讯公司从事恶意活动”，却未能提供这种判断的事实根据，其大量引述的文件性内容也都来自于美国政府或国会之前发表过的报告。这种用自己撰写的资料论证自己观点的方式，确实难为了报告的作者。
华为的澳大利亚模式
这份报告体现了美国的心虚，他们力图证明指控华为中兴的正当性，并强调禁止华为经营并非没有先例，报告中列举了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对于华为部分设备进行限制，美国试图证明：不只是我们在针对华为。
被引述的主要案例来自于澳大利亚在今年3月26日对华为澳大利亚子公司参与竞标国家宽带网络(NBN)的禁止。理由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一个背景，那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16日开始的对澳大利亚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旨在加深美澳两国的同盟关系，尤其是在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重新施加影响力。奥巴马在访问前接受电视采访时，甚至公开表态，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过上了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美国显然希望同澳大利亚形成在遏制中国发展上更为广泛的联盟。而根据当时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华为也感受到了这次访问后其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关系的降温。可以说，在对待中国的战略上，澳大利亚对美国亦步亦趋。当然，最终这笔订单并没有那么爱国地落到澳大利亚本土企业的手中，而是被日本电子设备商 NEC签走。这更加只能有一个解释：日本是澳大利亚盟友，中国不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澳大利亚对华为竞标国家宽带网络施行禁令的案例中，总理吉拉德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一边倒的支持。在澳大利亚政界和经济领域都存在反对的声音。据了解，华为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已经开展业务多年，其中大多数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基本都是澳大利亚人，董事会里更是有澳大利亚政界高层人物。这其中就包括霍华德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唐纳和维多利亚州前工党政府的总理。作为利益相关方，唐纳等人的态度就与吉拉德截然相反，他认为华为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理由过于荒谬，并且强调完全不存在华为参与网络攻击的概念。
当我们不再考虑国家安全、网络间谍、贪污腐败等政治性干扰因素时，明白游戏规则、善用游戏规则便是中国企业未来的主攻方向，尤其是针对美国等在对华企业进驻问题上不甚友好的国家。华为的澳大利亚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借鉴。
必须了解美国议员的投资组合
西方国家的政客与财富并非不能公开发生关系，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拥有可观的产业，并利用自己的议员等身份公开支持对自身利益有益的相关法案通过。
根据美国公开政治中心的数据，美国国会535名议员当中有319名都是百万富翁，其中千万富翁20余位，亿万富翁也有近10位。
这些议员们的投资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主要集中在能源、科技、地产、金融、制造业等美国引以为豪的大型支柱产业。例如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作为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家族的后裔，个人财富2010年已经达到8000万美元，除去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外，同时拥有洛克菲勒股票基金等投资工具，他的妻子则拥有百事可乐公司超过100万美元的股票(在能源企业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新墨西哥州众议员哈里·蒂格拥有自己的石油开采设备制造公司、以及油井开采公司(Teaco Energy Services)，每年营收超过5000万美元(想在新墨西哥州等地从事能源开采及重工设备的中国企业可以关注);新泽西州参议员罗德尼·费林海森在美国所有众议员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中排名第三，在埃克森美孚石油、艾默生电气、美敦力等公司中均有股份(在美投资能源、电力、医疗器械的中国企业需注意此人);爱荷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的妻子在联合科技中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同时还拥有近100万美元的康菲石油公司股票(对中国能源类企业及建筑设备、空调系统、电梯、航空设备等企业有影响)。这提醒着我们的企业应该尽早对这些政客有所认识，知己知彼。中国向来不缺乏“人术”(与人斗)，但当走向国际时，却总是和颜悦色，做两袖清风的好人，嘴上说着“我没有……”少有极具针对性的公关策略。更多的中国企业只注重于保障产品质量，忽略了对于权力个体及制度的攻克。当然，必须强调，我们缺乏的是合法的攻克。
当我们知道这些议员的投资组合时，或许才会对华为进军美国困难重重有些新的认识。正如华为北美分公司外部事物副总裁普卢默说的那样，华为在全球都备受信赖，产品质量有绝对保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家运营商都在使用华为的产品，这其中包括所有的经合组织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自然也没有那么特殊。但这种威胁却可以轻易地由议员的投资利益转化而来。这些案例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在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也同样会陷入当地政治环境的迷宫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远离迷宫，而是尽早摸清迷宫的全图，找到正确的路径。最起码，也要找到一个迷宫的领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