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泰坦尼克号在100年前的这个周末不幸沉没时,事件引发了多项安全调查,其中一项对无线电干扰在那个灾难之夜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当时曾有 其他船只向泰坦尼克号发出附近有冰山的危险警告。这种担忧最终导致《1912年无线电法》(Radio Act of 1912)的通过,该法案赋予联邦政府在美国颁发无线电运营牌照的权力。
自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其影响之下。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直在使用该项权力——并通过诸多后续法案进一步扩张——来对这一重要资源进行微观管理,其监管范围甚至还包括电视广播的讲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大灾难导致监管部门的扩张以及政府对一项重要资源的控制,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正如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在其1987年出版的《危机与利维坦:美国政府扩张的争议片段》(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中指出的,一些显著的政府扩张都发生在悲剧事件之后。
然而,在这个案例中,政府所有制和分配体系却因为严重的管理不善,对无线电这个重要的通信和商务平台造成了数十年的小型悲剧。这种体制让FCC的官 僚们打着管理稀缺频谱资源的旗号,用自己的意愿取代自由市场和企业实验。但事实上,无线电频谱稀缺问题背后的罪魁祸首或许正是FCC对每张牌照性质和范围 所做的那些规定。
FCC的命令与控制型管制模式导致了无线电频谱僵化的“区域划分”。直到今天,这些规定仍然阻碍着技术创新者更加灵活地使用频谱,或将之应用到不同 的、也许是更有效的用途。基本上,一张FCC颁发的频谱牌照规定了你能用来做某事,并且只能用它来做这件事——即使市场发出的是不同的信号。
正如媒体专家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198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中所说的:“对使用一个频段颁发牌照的体制,尽管有人辩称是为了实现最好的社会用途而对稀缺的频谱进行有效的管理,实际上正是这种体制造 成了稀缺问题。”普尔总结道:“是政策而非物质条件造成了频谱的稀缺,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犯了经济学的一个简单错误。”
此外,即使频谱有所谓的稀缺问题,这一事实也不足以让政府来控制频谱资源。正如数代以来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频谱政策专家反复重申的,从某种意 义上说,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是稀缺的:地球上的煤炭、木材或石油总共就那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源应该属于政府或让其颁发牌照。在1986年电信研究 和行动中心(TRAC)于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起诉FCC的案件中——FCC恶名昭著的“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正是在此案中被推翻的——当时的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表示,“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是稀缺的……既然稀缺性是一个普遍事实,它就无法解释该对哪一种资源进行管制。”
在自然界一些资源比另一些更为稀缺的情况下,产权、价格机制、合同以及自由市场提供了判定谁最重视这些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并能对其进行有效地分配。然而,在无线电频谱方面,政府却通过使其脱离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创造了人为的稀缺。
因此,政府对频谱资源的拥有和控制并非解决而是加剧了稀缺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今依旧困扰着我们。
可悲的是,一切本不必如此。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黑兹利特(Thomas W. Hazlett)在其1990年的重要研究《美国广播频谱管制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U.S. Regulation of the Broadcast Spectrum)中指出的,在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频谱的产权机制正通过普通法案例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它本可以解决无线电干扰问题而不必诉诸笨手笨 脚的行政管制。“遵循普通法的私有权很快就被认定为解决干扰问题的一种方案。”黑兹利特透露,而一种“拓殖原则”(homesteading principle)本可以建立起来,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有机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一小撮联邦官员和既有频谱持有人密谋阻止了这种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并颁布了《1927年无线电法》(Radio Act of 1927),该方案“立即让主要广播厂商享有‘祖父权利’,并消灭了处于边缘的其他竞争对手以及所有后来者的入场机会。”黑兹利特如是说。《1927年无 线电法》赋予的新权力最终被《1934年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继承,而FCC也在那个时候成为美国无线电频谱管理的中枢。
那么,这所有的一切跟如今你口袋中的智能手机有什么关联呢?
虽然FCC已经慢慢接受频谱资源部分经由自由市场配置的逻辑,该监管机构——和其他联邦官员——仍然根据数十年前划定的人工监管边界和指导方针对频 谱牌照实行有限制的发放。尽管FCC在频谱的用途和转售方面赋予牌照持有人更大的灵活性,但目前的频谱政策仍然用一种非自然的方式在“限制”这种资源。
另外,既有的分配机制,有些可能在很久之前行得通,现在却对这些宝贵的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举例来说,五十年前为电视广播提供大量频谱或许还说得 过去,但现在根本不用那么多。然而,这样的分配不当仍然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僵化的频谱分区政策以及缺乏界定明确、可自由流通的产权体制。
这种分配不当造成的后果是人为的频谱稀缺,并限制了无线运营商和企业家以创造性方案解决这种稀缺问题的能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机来满足自身对瞬时连接和高速数据传输的无尽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提到的显然是一个问题。
那么,当你下一次试图在自己的iPhone或安卓设备上下载喜爱的网站或视频并希望能够更快更便宜时,试想一下未来100年的无线电频谱由完全灵活的产权和自由市场价格机制——而不是华盛顿的政治和监管机构——统领,那会是怎样一幅美妙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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