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之一的拉里·佩奇履新CEO后，试图通过“联邦制”来优化他的搜索引擎公司。
重新担任谷歌CEO之后不到10天，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率直与任性就再一次“征服”了华尔街：在4月14日谷歌201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分析师会议上，他只闪现了三分钟，旋即匆匆离去。
被“怠慢”的投行分析师接着陆续降低对谷歌股票的评级：花旗银行分析师Mark Mahaney和瑞士信贷分析师Spencer Wang都将谷歌的评级从“买入”降为“持有”，并将其目标股价由750美元骤降至650美元，理由是谷歌在2011年第一季度的每股盈利低于预期。同样调低谷歌目标股价的还包括加拿大皇家银行和瑞银等投行机构。在分析师会议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谷歌股价下跌8.26%，市值蒸发150亿美元。
这也并非完全是对佩奇傲慢态度的惩戒。但当谷歌已经变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具备诱惑力的投资题材，新CEO在公开场合刻意显示与投资者的距离和在立场上的界限，就显得多少有点蹩脚—不会再有人像2004年谷歌预备上市时候那样热衷于追捧它了。
事实上，佩奇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之前一周，谷歌公布了新的管理团队架构，以期呈现给人们像10年前那样简约灵活、创意盎然的“谷歌联邦”。这个让佩奇兴奋不已的新架构也许真的能帮助谷歌找到超越搜索业务的动力，提振它的社交化产品。
但投资者和分析师并不为所动，这足以说明他们对谷歌的怀疑之深。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谷歌甚至永远也找不到下一个能创造10亿美元的项目了，因为“创新机器”的光环早已褪去。
谷歌首先无法解释上涨了45%的运营支出真的全花在了投资新项目上，给全球超过2.5万名员工加薪10%才是导致盈利低于预期的重要原因。而加薪的原因只是为了挽留那些不断跳槽Facebook或投身更刺激的硅谷创业游戏的聪明人。资本市场不会认为这是令人信服的合理的支出。
而佩奇本人也成为“可疑”因素。厌恶应付对外事务倒在其次，关键是看看他的同行们在过去5年做了些什么：比他年长18岁的史蒂夫·乔布斯不断透支数字消费产业的升级节奏，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与互联网应用；比他年轻10岁的马克·扎克伯格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吞噬着谷歌的流量，让在线搜索流量在12年来第一次呈现下降趋势，成为谷歌未来最真切的敌人。这时佩奇在做什么？抱歉，他正沉迷在风力发电、机器人驾驶车辆、脚踏轨道车和宇宙太空车等一系列怪诞的项目中。你很难否认这些项目充满新奇酷的想法甚至拥有妙不可言的未来，但这足以让谷歌错失社交网络这一当下最热门和重要的互联网趋势。
更有甚者，谷歌另一项重要业务—Chrome操作系统的进展迟缓，甚至让谷歌在桌面操作系统领域对战微软的进程都严重延迟了。围绕互联网“下一个大事件”的失焦与迟滞，已成为谷歌寻回内部创新活力的最大障碍。
佩奇的复出能解决这一切麻烦吗？除了把自己的兴趣从那些怪诞的项目转移到核心业务上来，他还必须面对一个陌生的美丽新世界—当年佩奇创造搜索引擎机器算法时的那套价值和工具，早已与当下社交网络时代的逻辑背道而驰。搜索引擎强调信息通过机器算法客观呈现，社交网络的核心在于让信息按照人际关系的推送主观地流动。佩奇究竟怎样才能战胜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让谷歌放弃它那套奉数学模型和机器逻辑为宗教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年佩奇陆续主导了谷歌对Android和YouTube的收购，以及Chrome操作系统的开发，但他从未有意识将它们的价值释放到极致—这些业务就像未经打磨的宝石，被掩映在谷歌日益庞杂的产品研发管理构架下。
但人们也终于可以看到佩奇用另一种方式管理谷歌的可能。在复任谷歌CEO的第二天，佩奇公布了谷歌最新的管理架构：六位高级副总裁分别统领移动、Chrome操作系统、YouTube视频网站、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广告产品等六项核心业务。
它至少意味着几个变化：首先是现有组织架构的废止。佩奇显然认为它过于繁复，以致在应对Facebook的挑战以及鼓励创新上形成障碍，转而采取了现在完全以产品为导向的组织架构，负责各产品线的高级副总裁直接向佩奇汇报。而此前设计谷歌组织架构的业务高级副总裁肖纳·布朗(Shona Brown)被“发配”去负责谷歌的公益机构Google.org。
其次是搜索不再被视为谷歌唯一的核心业务。原来统领谷歌全球研发和产品的高级副总裁艾伦·尤斯塔斯(Alan Eustace)事实上被降职，只负责搜索引擎业务。而其它负责Chrome操作系统、视频、广告、移动和社交的高级副总裁与之并列。在过去的一年，谷歌除搜索广告外的其它收入从3亿美元降至2.69亿美元，占全部收入比例从4%下降到3%，这是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显然，佩奇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相对应的是移动、Chrome操作系统、YouTube和社交网络业务重要性前所未有的提升。几位昔日的工程副总裁被提升至高级副总裁的职位并向佩奇直接汇报。其中，负责移动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安迪·鲁宾(Andy Rubin)掌管的Android业务，是谷歌近两年来屈指可数的亮点。Android在两年间已成为全球市场份额最大的智能手机平台，而鲁宾在过去的5年前一度只屈居业务总监一职，直到两年前才被提升为工程副总裁。
另一位负责社交业务的高级副总裁维克·冈多特拉(Vic Gundotra)是谷歌近年上升最快的明星人物之一，他正领导着旨在使谷歌在社交网络领域奋起一搏的神秘“+1”计划。冈多特拉还以言辞爽直著称，那句评价微软与诺基亚结盟的“两只火鸡在一起也变不成一只老鹰”(Two turkeys do not make an eagle)的著名言论便出自他口。
而这一系列变化背后隐藏的逻辑，是佩奇决定让谷歌成为一家“联邦制”的公司。他将赋予各个统领不同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们更大的权限，他们可以提出独立的产品计划并直接向佩奇寻求最终决策。最近这几年，谷歌内部任何好的点子和创意在繁复的架构和冗长的决策流程中被频繁地否决，这是导致整个谷歌创新动力衰退的症结。
这其实也是最适合佩奇自己的管理方式。2001年他依照谷歌投资者约翰·杜尔(John Dorr)的建议卸下CEO一职并交给施密特的时候，谷歌只有200多名员工，仍是一家典型的创业型公司。而将谷歌“拆解”成为彼此独立的若干由数百人组成的业务单元，保持每个单元的灵活性与创新能力，由佩奇直接参与管理与决策，似乎更令他舒服，当然，也更有助于让谷歌找回当年创业初期的奇妙感觉。
事实上，谷歌内部已有两个相对独立的“联邦自治领”：安迪·鲁宾领导的Android团队和萨拉尔·卡曼加(Salar Kamangar)领导的YouTube视频业务团队。由于业务形态与谷歌其它产品有显著差异，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独立决策与发展的权限。事实也证明，它们已成为谷歌内部近年来发展相对健康和迅速的业务。
接下来对这种模式的复制将蔓延到谷歌的各个业务条线，它或许能化解日益困扰谷歌的所谓价值观问题：Android是谷歌内部的“异数”几乎已尽人皆知，它与Chrome平台的潜在对立，以及两者对“未来互联网应用”趋势判断的歧见也日渐明显。而当它们以平等的独立业务单元并行运营的时候，问题似乎就不难化解了。而对谷歌的投资者和决策者来说，这也是个评估和降低风险的办法。
作为谷歌“下一个赌注”的社交业务，更需要一个“独立联邦”的环境。社交网络与搜索引擎日益呈现“水火不容”之势。在谷歌内部，传统的客观主义至上信奉者和技术理性死硬派从来都视社交网络的信息呈现方式为异端。谷歌首席工程师阿米特·辛格(Amit Singhal)就曾公开表示：社交推荐的方式很容易被人为操纵，并且，当人们希望做一些严肃的决策时，朋友的意见仅仅是“有趣的”，而并非一定是有价值的，因此，社交信息只是一个“小信号”。这就不难理解谷歌在社交领域的几度受挫是多么正常。
至少，当社交业务的地位与搜索引擎彻底并列之后，谷歌的社交产品便不会因为成为某一项业务的附庸而闹出Google Buzz那样的乌龙笑话：2009年推出基于谷歌邮箱服务的社交服务Buzz，并在Gmail用户中进行推广。Buzz可以自动找出用户在Gmail中最常联系的好友，并产生类似于Facebook的关注和被关注名单。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位Buzz用户在Twitter上发牢骚说：“感谢Buzz，我现在正自动关注自己的三个前女友，真是活见鬼。”
好在维克·冈多特拉将带领的谷歌的社会化产品团队已经意识到，社交产品并非搜索引擎和谷歌其它产品的点缀—即便谷歌已注定不会搭建一个自己的社交网站，它也需要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化网络产品。这位风头正劲的谷歌社会化产品领军人物正是“Google+1”这一神秘产品的幕后操纵者。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它将使谷歌的网页搜索结果、地图应用甚至全部产品都具备社会化的功能。
尽管如此，一项与自身基因高度对抗的产品，其美好程度通常都禁不起想象。在搜索业务仍然是谷歌唯一的现金流来源的前提下，谷歌“划疆而治”的新联邦制是否能够不被业绩压力和华尔街挑剔的审视干扰，仍然是个未知数。但毫无疑问，社会化产品已成为谷歌的最大赌注。即便是并不擅长社交业务的佩奇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给全体员工的邮件里表示，社交业务的起色将决定今年全体员工25%的奖金。
当然它更将决定谷歌未来十年的命运。也许有必要提一下佩奇面对华尔街时的“傲慢”，从7年前谷歌上市之时开始，他就一直扮演着傲慢的角色。也是在7年前，Facebook创办，谷歌同样采取了傲慢姿态—前者你可以当成个性，而后者看起来像个灾难，并且这个灾难也许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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