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正式下了通知，我们要搬到天津去了。”6月9日上午10点，富士康龙华厂区G16栋研发部员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龙华厂区30万人共11个事业群，只留下2个利润高的事业群，而拥有10万员工的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厂区合并。
处于员工跳楼旋涡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最近并不缺乏轰动性新闻，先是率先给员工加薪30%，短短一周后的6月6日又宣布第二次加薪，且幅度更大。这还没完，随后爆出的消息则显示，涉及几十万员工的厂区合并迁移内地动作，让关注富士康的人应接不暇。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分析认为，富士康如此迅速启动撤离深圳搬至内地的计划如果是真，目的只能有一个：降低成本，尤其是在涨薪之后正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在富士康身后，众多深圳等地代工企业在迅速掀起的涨薪潮之外，撤离潮似乎同时在酝酿。
撤离深圳
“感觉世界变化太快了，昨天才听我们组长说有风声传要搬厂，今天就正式下通知明确了。”6月9日上午10点，富士康上述研发部员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们那栋三楼、四楼、五楼做惠普服务器的研发部将全部搬往天津，而相连的产线也将一同搬走，2个月后就要完成。而其他事业群除天津外，还将搬往山东烟台、武汉地区。
研发部一位副总对该部门员工的动员令是：“搬肯定是要搬，天津市政府官员下周就会来富士康做宣传，动员员工随迁天津，天津那边环境好，选址靠港口海边，不想去的员工先别着急，能调换部门的尽量调换。”
“听说龙华只留2个事业群，此前有11个事业群，而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产区合并，深圳只留利润高的事业群，如苹果的iPhone手机。”上述员工对记者说，已经忙完的产线现在就开始搬了，没有做完已下产品订单的产线做完后立刻搬。
“都没心思上班了，在深圳已经呆了三四年了，打算在这里成家，怎么可能搬走？”该员工无奈地告诉记者，如果能换部门就换，不然就只能离职了，不少员工都在打算辞工。
富士康观澜厂区行政部门一位员工则告诉本报记者：“暂时还没听说要撤厂与龙华厂区合并。”搬是可能搬，但是会不会撤厂不知道。“如果真要搬走，我倒高兴，深圳生活成本高，压力太大，在这里只能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蜗居，在内地却可以住100平米的大房。”
对于办公室员工来说，调换部门还存在可能性，但是对于普工，产线撤离，调换部门是不可能的事。观澜厂区抛光一组生产线的小王听记者说观澜厂区可能要撤离的事时，很惊讶，因为一旦产线搬走了，他们就必须走，选择离职或者跟随搬迁两条路。
记者联络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专员陈小亮，对方表示对此不做评论。
深圳开发研究院主任李津逵告诉记者，在山东的工厂，工人晚上都可以骑车回家，跟家人团聚，但在深圳却是很孤单的个体，所以久而久之会导致精神问题。
涨薪背后深意
富士康在6月1日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1200元，6月6日再次公布从10月1日起，对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000元，而加薪之后，又大规模迁徙，在外人看来，背后似乎含有更深的寓意。
中山大学研究加工企业的林江教授认为，提高工人工资是好事，也是企业应该做的，但这次涨薪主要是迫于员工跳楼和政府方面的压力，富士康工资在短时间内突然增长一倍多，正常企业很难做到，这对珠三角企业来说是一个噩梦。
“但在涨薪之后，富士康迅速撤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郭台铭先生的初衷，可能是想在撤离深圳之前先把水搅浑，因为富士康加薪，对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林江对记者猜测。
“不知道是怎么个考核法，也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加。”小王甚至对加薪表示了怀疑。
“转移到内地，普工工资就是按内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了，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920元，武汉最低是900元。”上述研发部员工告诉记者，他们办公室的工资可能不会变，富士康人力成本最高的主要是普工，转移至内地，将大幅缩减用工成本，深圳地区的加薪也就只是个噱头和宣传了。
但不管怎样，富士康带动的加薪潮，对工人、对深圳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是好事情。
“深圳产业是需要转型，但恐怕政府也承受不了突然的转型。”林江认为，一个几十万工人的工厂撤离，对城市发展影响很大。
“要求企业加薪，迫使工厂外移，长远来说，对珠三角是有利的，能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为什么之前企业没想过转型？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加工制造的钱很好赚，工人工资低，做的活也很简单，接到订单，找几十个几百个员工加工就能赚钱，根本没压力。”李津逵认为，城市历史性的转折，往往是由一些突发事件推动完成阵痛升级的。
引发蝗虫效应？
对于珠三角企业来说，涨薪是必须跟随的事，但搬迁却不这么简单，而摆在他们眼前最困难的不是涨薪，而是招工。
深圳意恒昌制衣厂邱厂长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厂有经验的普工去年基本工资是1200元，今年一来就加到1400元了，1100元的工资太低熟手根本不会干，现在公司员工还缺几十个人，没人就接不了大的订单。
6月9日，深圳宣布上调全市最低工资标准至1100元，宝安、龙岗区涨幅达22%。涨薪后，位于龙岗布吉的深圳市鹏基光电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刘建文立刻重新核算了成本，对大客户涨价，对小客户重新报价，看对方反应。
6月10日下午，刘建文就赶往他的客户天马公司，与他们谈涨价的事，他告诉记者，大客户还能接受提价，因为他们可以提高售价转嫁给终端，但小客户就麻烦点，短时间内还接受不了。
刘建文算了一笔账，他们公司员工350人，加工型企业人工成本要占总成本的40%-50%，按新的工资标准来算，一个月利润下滑了3.5%。“涨价是个阵痛过程，一提价订单可能就会减少，但不提，利润就会降低。”
对于加薪，东莞永达玩具厂老板韦柱明倒不在意，今年东莞工资早就涨了20%，让他最烦的是工资涨了也没人做，今年订单比去年多了三四倍，工厂年初就要招500人，到现在还缺300人，他们在广西的分厂也是招不到人。
“现在80、90后的小孩吃不了苦，不愿意来工厂做，都想去娱乐场所，东莞很多夜总会一个月工资至少是三四千，多的八千一万以上。”韦柱明说，随着服务业越来越发达，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渐渐消失了。
“搬厂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做玩具的，都需要喷油漆，搬到内地去，冬天至少有一个季度干不了活，因为温度太低油漆融化不好。”在韦柱明看来，搬出珠三角是很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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