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锋对话周鸿祎:中国为何没有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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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锋,在硅谷创业成功后,回到中国做起了VC。周鸿祎,做过雅虎中国的掌门人,但最令其在江湖扬名的,还是其创业创新自成一派的本土打法。

邓锋,在硅谷创业成功后,回到中国做起了VC。周鸿祎,做过雅虎中国的掌门人,但最令其在江湖扬名的,还是其创业创新自成一派的本土打法。这两人虽然背景不同,但都长年累月浸泡在创业圈内,了解中国企业创业创新的兴奋与冲动、苦恼和无奈,也了解美国作为创新大国的成功之处在哪里。这次,受《中国企业家》邀请,二位做了一个对话:与美国相比,中国创业创新环境的掣肘在哪里?文化基因?市场环境?这之中,投资人有什么责任?企业家又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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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环境的文化基因

邓锋:从传统IT业到今天的互联网,中国一直在追赶美国的状态中,在原创技术上,跟美国差得还是比较远,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其它领域,比如清洁科技,差距倒是比较小。

周鸿祎:中国的互联网环境要比美国恶劣,但是,恶劣在哪里呢?又说不清楚。有一点很有意思,在美国,比如Facebook、Twitter出来后,很多公司围绕它做上下游,形成一个共生系统。在中国的话,肯定会出来很多一模一样的“Facebook”、“Twitter”,相互抄。

邓锋: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

周鸿祎:美国公司都在做减法,很专注,而中国人一定要把公司做得很“丰满”,做到***发现大家做的都是一样的事。即使创新出来一个东西,很快就会出现好多一样的,形成恶性竞争,比如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一出来,很快时间内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建立了自己的微博。所以,小公司在中国搞创新确实比较难。

邓锋:中国是你有什么我就必须有什么,美国是你有什么东西,我要做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即使一样,也要比你好很多。另外,关于小公司生存难的问题,我觉得这要分开看,中国小公司要想凑合地活着,其实比美国小公司要容易,但是要想长大,比美国要难。美国小公司,要么能长到非常大,要么就得死掉,而中国小公司反倒更容易一直这样“苟且偷生”地活着。

周鸿祎:对,跟盆景一样,小老树,永远长不大。

邓锋:谈到原因呢,应该包括很多,***的问题是,我们不缺好的创意,但是无法形成一个大的创新,因为缺乏一个支撑创新做大的系统,包括企业的管理水平。

周鸿祎:我有点不同意你的观点。中国创新难,还谈不上是后续系统的问题,更多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创新“冒头”。中国人比较喜欢大的东西,对于小的东西,大多是不认同的。可是,创新一定是少数派,刚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大部分人不认可不看好,否则就不叫创新了。中国的文化恰恰不能包容这种新生命。你没成之前,别人对你是“求全责备”,成了之后,别人对你是“委曲求全”。在美国就不一样,他们文化里有求“酷”的特点,对新创新出来的东西,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邓锋:我补充一点,中国公司比较急功近利。但凡一个比较大的创新都需要时间,要耐得住寂寞,像Twitter、Facebook、苹果,也都是做了好几年才做起来的,在中国就很难。

周鸿祎:在美国,一个大公司CEO可以去一个很酷的小公司任职,在中国几乎不可能,一定要等到你快成功了,明年就要上市了,才会有牛人愿意过来。而美国的创新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文化,它比较有耐心,而且容忍犯错。中国文化是以大为美,对失败者是看不起的,对成功者盲目崇拜。

邓锋:我们的确容易以财富论英雄,媒体应该多报道一些创新的,甚至是失败的公司,它的失败可能会造成新的创新成功。

周鸿祎:中国企业不创新,还有一个原因,财务动机太严重,这可能跟中国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有关,而美国很多创业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个想法,可以不挣钱,但是我一定要很酷。

邓锋:还有一点,美国互联网应用水平比较高,用户比较容易接受新的应用。比如iPad***个月就卖了100万台,Facebook刚出来几个小时,整个哈佛大学都用了。这就促使企业家有动力去创造新的应用。而在中国互联网应用水平就不高,比如,美国有很多互联网广告技术公司,我在中国找了很久,就是找不着。为什么不做类似的创新技术呢?他们说,客户不需要,我费劲开发CPC(Cost per Click,每次点击成本),客户只要CPM(千人成本),没有那么高要求。

周鸿祎:对,这就是那个“创新扩散曲线”,这个理论在中国似乎无效。Twitter出来后,很快能到底端用户,而微博在中国做了半天,还都是一些高端用户,好像有个沟,过不去。这可能也导致中国创新小企业不能迅速发展。

邓锋:在美国,创新型的小公司除了长大上市,还有一个路可走,就是卖掉,可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周鸿祎: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喜欢做收购,你看看比较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在收购上花的钱是多少?他会想,与其用几千万元去收购一个小公司,宁可去挖你的人,摧毁你的团队,给个几百万就行了,实在不行,我找一拨人和你干一样的事,反正我有流量,活活把你压死,这种文化就导致投资小公司的风险就大了很多,所以,在中国,小公司很难卖。我觉得,只要有腾讯,VC投资互联网的风险就高了很多。在美国就不一样,他承认术业有专攻,承认人的价值***,所以,大公司宁愿把小公司的团队买进来。这样,小公司虽然没有实现上市,但是也实现了资本退出,这样对投资人也是有回报的,这是一个良性刺激。

邓锋:为什么中国小公司很难卖,还有一个原因,中国有个文化,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公司虽然小,但是我做老板,如果卖给你,是去给你打工,这种心态,也导致中国小公司很难做大。

周鸿祎:可能也有大公司会想,我收购了小公司,买了你的团队,你要跑了怎么办,这也是很大的风险。以网游为例,投资网游公司***的风险就是人的风险,因为开发网游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平台,我只要挖来你的主创、主程,然后把以前做的东西带出来,很快一个游戏就做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宁可自己干。不过我是觉得,有些创业者如果能加入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可能会干出更伟大的事。比如Android,本来是几个人单干的,如果不被谷歌收购,肯定没有今天的成就。它卖操作系统,肯定卖不过诺基亚和微软,如果做免费又支撑不了收入。但是,它在谷歌的平台上,实现了对手机工业巨大贡献和颠覆。

腾讯们的角色

邓锋:中国缺乏双赢文化,尤其是那些大公司,不注重建立共生系统,对整个创新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

周鸿祎:谈到共生系统的建立问题,大家都谈腾讯,就像反皇帝似的,其实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对别人当皇帝,都想自己当皇帝。中国很多公司的合作性的确比较差,我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不能做的就等等再做,反正***是自己做,基本上是一个零和游戏,都希望自己一做,别人都死掉。这不是一个合作的理念。而在美国,Twitter起来后,很多公司围绕它做事情,形成一个共生系统。在中国呢,就会出现很多“Twitter”,相互竞争,而不是要建立一个上下游的共生系统。

大家都担心腾讯是有充分理由的。互联网公司成功关键在于流量,流量有三个指标:流量大、黏性强、获取成本低。有这三点,做什么都行,而腾讯有巨大的、有黏性的、低成本获取的流量。你出来一个创新的东西,他看你成功了,他也自己做,比如QQ开心农场。这样的话,对其它创新型小公司的伤害是巨大的。在美国,小公司不一定只靠自己的流量,它可以嫁接到别人的流量上来做,美国有一个共赢文化,大家比较喜欢合作。而中国就缺乏这个共赢文化,基本上都是想自己的利益***化,别人的利益最小化。

还有一个更坏的例子就是电信运营领域。虽然互联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还是出现了很多家很大的上市公司。但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由于电信运营商寡头垄断,又没有建立共生系统,只想自己的利益***化,几乎没有其它公司生存的空间。

周鸿祎:这可能跟目前中国所处的商业阶段有关。在美国,早年的蛮荒时代,也是比较血腥的、赤裸裸的竞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大家逐渐发现,只要你本分地守住自己的一块地方,就比较容易生存下来,如果你总想着把别人干掉,反倒更容易失败。中国现在呢,还处于早期阶段,感觉机会特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把别人干掉,就像囚徒困境,如果我们俩不合作都能利益***化,那一定不合作。

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公司还是境界不一样。美国大公司贡献了很多开源的东西,这也是美国的力量。中国很少公司贡献开源,而是拿来别人的开源改成自己的。美国也有谷歌、苹果这样的巨无霸,但是它并不妨碍创新。比如谷歌虽然有巨大的流量,但它从来没想要做一个站内搜索,自己建立一个门户,把流量倒过来。所以,才会有Chrome,才会有Android,这对它自己有巨大收益之外,对整个行业是有巨大贡献的。你看中国的领先公司,它才懒得去创新,等你小公司做得差不多了,它再做。

邓锋:的确,国内互联网对于一些小公司的机会的确是越来越少了。大公司可以采取后发制人的方式打败别人。但是别的行业不是这样,比如比亚迪做汽车电池,别人也可以做,比亚迪就是打不死它。

周鸿祎:谈到巨无霸的问题,有一个现象:最近两年,在互联网、电信等领域有几个公司,跟政府关系走得比较近,很快就成长起来。所以总有人问我,这种背靠政府资源做企业会不会成为未来一种趋势呢?我觉得,目前成功的都是个案,历史证明,这种靠人脉而不是靠人气的生意,在中国真正长大的不多,尤其在互联网领域。你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但是你如果很依赖,那你就很脆弱。

邓锋:至少在互联网领域不必担心国家队的问题,比如,人民网、新华网,还是做不过新浪、搜狐吧,包括视频领域,国家也投资做视频,但是还是干不过其它企业。

周鸿祎: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国家队的那些人能像我们创业者这样一天工作12个小时吗?时刻都在思考工作的事情吗?不可能。我还是觉得市场的力量是***的。

VC为什么PE化

邓锋:记得我们投开心网的时候,不断有人问我,你怎么挣钱。他首先想到的是短期内如何挣钱,而不是想如何增加流量和用户黏性,而这才是更重要的。当然,他这么想也没错,短期内不能挣钱,你的团队怎么养活?投资人也不愿意给你投钱。整个环境就是这样。

周鸿祎:很难说这是创业者影响了投资人,还是投资人影响了创业者。很多投资人在美国还是比较喜欢投早期的,VC有耐心去养一个很酷但不挣钱的事。甚至到现在Twitter、Facebook也说不清到底该如何挣钱。但是VC到了中国都PE化了,投完就想着赶紧上市。

邓锋:在美国,VC就是VC,专门投早期。而在中国,VC往成长型基金走得比较多,投早期的越来越少了,可能是因为管的钱太多了,投早期的话,得投多少公司才能把钱投出去,还不如投中后期呢,很快把钱花出去,而且也不会像早期那样牵扯那么多精力。其实,一开始中国VC也不是这样的,最早来中国的VC也投早期,比如投早期的半导体、软件,花了很多钱,后来发现所投的公司发展都不是很好。这也是VC往中后期走的一个原因。

周鸿祎:这也不能怪VC,它也是入乡随俗。凭心而论,在中国小公司成长的风险还是比较大。从VC角度看,美国VC对共生系统的建立有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呢?

邓锋:这个说不好,不过在美国的确有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有VC投了这样一两家创新的公司,其它VC一般就不再投类似的公司了。在中国,你投我也投,这可能也是纵容相互抄袭现象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

周鸿祎:美国VC可能觉得你投了,如果我还跟着你再投,有点不齿,中国VC没有这个感觉,你投我也投,看谁学得像,没有这种耻感。我觉得你们VC应该形成一种默契,你投了我就不投了,别一窝蜂投一种创新、一个模式。

邓锋:美国也不是说你做我就不做,但是我要做一定要比你好很多才行。谷歌、Facebook都不是***家,但是他们都做得比前者好,而不是简单抄袭。另外,美国VC更看重原创的技术创新,而中国VC更看重商业模式创新,像携程、分众这些商业模式创新。

周鸿祎:我还有一个感觉,VC如果拿自己的钱投,就会投很酷的小公司,拿别人的钱就不行。

邓锋:我们做VC,对于特创新的事也不敢做,毕竟拿的是别人的钱。比如,我个人投了一个“摇滚藏獒”的动画,很创新,要是拿别人的钱,我肯定不敢做。

周鸿祎:其实,最近十年来,VC对中国创新的贡献很大。如果未来十年想在创新上更进一步,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要让更多VC进来,而不是用政策限制,而且资本市场应该更市场化。

邓锋:现在有些企业家也开始做投资,比如云峰基金,短期来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怎么中国那么多钱啊,也可能会形成恶性竞争,把这个行业做烂了,价格也可能会被炒起来。但是,长远来看这肯定是个好事,有经验的企业家无论做天使投资还是VC,可能对某个行业更专业,这样就会形成投资的专业化。另外,现在中国的VC还是比较多样化的,中国VC和创业家关系是一个很宽的频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什么情况都有,有的是一点都不管,有的是什么都管。而硅谷VC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行为模式。

周鸿祎:作为创业者、企业家,我希望VC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站在一定的高度,点拨几句话,这个价值就足够了,而不要什么都管。

创新的中国机会

邓锋:从美国回来这几年,我个人感觉中国创新进步还是很大的。其实,美国创新文化也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心态还是很开放的,而且聪明,干活很猛。比起印度、以色列,中国的创新都要好。中国不缺创意,有的时候不比美国差,问题是如何让创意成为创新的成功,商业上的成功。

我以为,北京将是未来互联网创新的中心。北京现在有这么多好的互联网公司,培养了这么多人才,上一代好的企业,肯定能创造下一代的好的企业家。硅谷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有那么多好的大企业在那,你可以随时组建起一个好的团队。北京也在做这样的积累。另外,清洁科技领域的创新,中国有机会,因为全世界都是新的,中国并没有落后多少。而且清洁科技是和生产制造相结合的,光有实验室不行,这是制造大国中国的机会。比如太阳能,中国某些方面的创新已经是世界***的了。

周鸿祎:中国互联网的优势主要是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创新很厉害,到了中国就不行了。一是本土化不行;二是反应链过长;三是对中国草根用户的理解不行,互联网提供的是感觉,是虚拟的服务,这跟中国文化、习惯紧密相连,谁更懂草根谁能赢。这就构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机会。所以,我一直讲要颠覆性创新,就是反向操作,一定不能随大流,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谨慎,别人谨慎的时候你贪婪。中国小公司一定要创新,做大公司不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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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攀 来源: 《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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