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里遇见谢尔盖
当拉里·佩奇在1995年春天遇见谢尔盖·布林的时候，他们一见如故。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否认的化学反应，而且反应的能量显而易见。
虽然谢尔盖比拉里和其他学生年龄都要小，但他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两年了。他是个数学天才，19岁那年就大学毕业了，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以10门考试都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们合作各种项目。谢尔盖非常自信，对环境适应得也很好，同时还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体操、游泳和社交活动的乐趣，同时，也花时间解决一些计算机和数学问题。斯坦福博士候选人中精英荟萃、竞争激烈，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拉里，对成为少数几个被录取的学生中的一员还不太适应，对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行性也还心存疑虑。他希望能在参观校园的过程中结识几个新朋友。
幸运的是，拉里和谢尔盖很快就发现了彼此。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彼此非常傲慢、不讨人喜欢，不过，毫不留情的随意交谈和口头交战为他们今后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亲密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生长的家庭环境中，学术探讨都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当话题同计算机、数学和未来有关的时候。强有力地维护自己有冲击力的想法，使他们都拥有了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思想深度。大部分认识布林和佩奇的人都认为他们聪明、友好，但也是很乖僻的人。
1995年秋天，拉里·佩奇入学之后，他和谢尔盖常常一起娱乐、一起工作。他们对发展中的互联网都非常好奇，而他们也开始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让我们来发明一个伟大的引擎吧
雷吉夫·莫特万尼（Rajeev Motwani），今年30岁，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从谢尔盖1993年到斯坦福来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是谢尔盖的指导教师。他看着布林和佩奇结成亲密的学术伙伴，而他对这两个人的喜爱之情也与日俱增。“他们都很聪明，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莫特万尼这样说，“不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各有特色。”谢尔盖更加实际，善于解决问题，同时对工程很有一套。他只需要知道某种做法可行就行了。他还很有数学才能，脑筋转得很快，性格也外向。而佩奇是个凡事深思熟虑的人，他希望搞清楚为什么某种做法可行。虽然佩奇雄心勃勃，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更加内敛。
布林同莫特万尼紧密合作，希望找出办法，从大山一样庞大的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他们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是Mining Data at 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
数据挖掘可以被用在零售商业中，以确定顾客通常都会同时购买哪些货品，来帮助零售商更好地组织商品的陈列方式。布林和莫特万尼希望可以把同样的技术用于新出现的、还像一团乱麻似的互联网。
与此同时，佩奇曾经花了一些时间来参加数字图书馆项目。他也开始用一种叫做AltaVista的搜索引擎来搜索网络。佩奇意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在提供网站列表的同时，AltaVista的搜索结果还提供一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关于“链接”的信息。链接造就了网络的活力，当计算机用户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找到这些突出显示的文字或者短句，点击这些链接，然后访问其指向的另外一张网页。佩奇希望深入地挖掘这些链接，研究如何更进一步地利用它们。不过，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佩奇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佩奇从来不缺乏野心，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其斯坦福大学的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
从表面上来看，佩奇的想法何止是英勇无畏，简直就是可笑。然而，佩奇对此相当认真，而且拿定主意要为自己的研究做好万全准备。
1996年慢慢过去。佩奇的研究目的不但吸引了布林的注意，还吸引了布林的指导教师莫特万尼的注意。因为，这项工作有希望改进网络搜索。布林之所以加入这个项目，一是因为他很希望能够与佩奇一起工作，二是他一向对从大量随机数据中提取信息很感兴趣，而这个项目恰恰与此相关。如果布林想要发挥他数学和编程的优势，还有哪个舞台比互联网更广阔呢？
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一起建立了一个复杂搜索引擎的雏形，供斯坦福大学内部使用。这是第一次，人们可以迅速地在互联网中进行搜索并迅速地找到有用的结果。
1997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决定给这个搜索引擎起一个名字。佩奇绞尽脑汁却还是想不出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而且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名字，所以他请同一办公室的肖恩·安德森来帮忙想一个。“所以，我就走到白色书写板前面开始进行头脑风暴，写下一个又一个名字，而他不停地说'不行，不好'。”安德森回忆说。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最后我问，'Googleplex怎么样？你们不是要建立一个通过搜索和索引巨大的数据库来使人们对信息进行组织的公司。Googleplex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说，'那么，我们就用Google怎么样？'因为他喜欢短一点的。我在我的工作站中键入G-o-o-g-l-e，不过我把这个词拼错了，而这个词还没有被注册。拉里认为这个名字可以接受，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注了册，并在白板上写道：Google.com。同雅虎和亚马逊一样，这个名字很有互联网公司的气质。”1997年，这个引擎以google．stanford．edu的网址为斯坦福大学内部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个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来。大学的技术认证中心开始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
他们没有钱雇用设计师和艺术人才来设计精致的页面，所以Google的主页一直很简单。不过，从刚开始的时候起，Google干净、清新的外表就得到了寻找信息的互联网用户的青睐。
随着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计算机不够用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购买零部件组装机器，还在仓库里翻找没有人认领的计算机。他们的导师们在得知他们到处搜寻可用之物的窘境之后，从斯坦福的数字化图书馆计划中拿出1万美元资助他们。
一笔梦幻般的生意
1998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带着建立世界上最棒的搜索引擎的梦想，离开了斯坦福大学。
当时，他们的搜索引擎在斯坦福大学和圈内人士当中已经很受欢迎了，每天要处理大概10万条查询。而这样的成长全都依赖于用户对其性能的广泛认可，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来向朋友们推荐Google。这些都是免费且行之有效，像病毒传播一样迅速广泛的市场推广方式。而且，现在他们离开了大学校园，变得更加孤立了，所以，他们不想放弃这个战略。1999年1月，他们二人为斯坦福大学的40名学生以及其他一些校内人士作了演讲，而且，他们还一直同他们的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月，他们又向用户和朋友们发送了通讯。
在搬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新办公地址之后不久，Google的员工总数增加到了8名，但Google对满足每天不断增加的搜索请求却颇感吃力。Google拥有特别的计算机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改装便宜的个人电脑元件，并为组装而成的小型超级计算机特别编写软件来运作的，它的能力足以对付搜索请求的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网络下载量。但是，有些时候，它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似乎怎么也满足不了需求。在布林和佩奇几乎用光了最初从贝托尔斯海姆等投资者那里筹集到的100万美元，又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卡所有的限额之后，形势更加严峻了。这一年的年底，他们网站的访问流量已经达到每天50万次查询，布林和佩奇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他们需要筹集到相当数量的资金来不断地为系统添加计算机。系统中添加的计算机越多，他们可以处理的查询量就越大。而他们能够处理的查询量越大，他们公司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1999年初，整个硅谷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气候中，即使Google并没有盈利，它还是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来融资。但是，公开发行股票意味着公开他们的商业机密和经营方式，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后果。而且，他们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继续建设他们的搜索引擎。他们开始授权其他公司在其内部或外部网络系统中使用自己的搜索技术，并收取费用，而且成功地与红帽子软件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不过这笔交易只是一个例外。他们发现很难说服人们为搜索服务付钱，因为当时在企业中盛行的看法是搜索无足轻重。所以，他们需要巨额的外部资金注入。
佩奇和布林考察了吸收风险投资的可行性。他们决心从财务稳健的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筹集资金，但同时不放弃对公司的控制。
在仔细研究了这个最大的潜在资金来源之后，两位Google创办人发现，有许多公司在融资后都失去了控制自己前途命运的权力。风险资本家要么很快地推动公司的增长，然后让它们上市；要么催促它们通过广告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许多精通技术的早期投资者，包括亚马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都建议他们同时去接洽两家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布林和佩奇同时找到了硅谷最稳健、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和红杉基金（Sequoia Capital）。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他们的目标是说服两家公司同时为Google投资，却不允许任何一家控制公司的经营权。当两家公司为了控制权、主导权以及成为唯一投资人而相互斗争的时候，布林和佩奇就可以决定Google的命运，并继续拥有大部分股权。即使这不是人们通常做生意的方式又如何？他们要做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要么就不做。他们不会妥协的。就是这样!
当时正是．com公司繁荣的最高潮，KPCB公司的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红杉基金的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每天不停地看关于新的商业创意的PowerPoint演示，早就对此生厌了。要弄清楚应该把宝押在哪个企业家身上已经很难了；可是，在一个个创意闪过屏幕的时候，他们还是得猜测自己看到的这几十个新的概念和技术中，到底哪些能够有所作为。对于这两位硅谷财经领域的巨人而言，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带来了一股清流。他们没有带来花哨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而是带来了切实可行的搜索技术，这项技术比多尔或者莫里茨所见识过的所有类似技术都要先进。这两个Google的创业者看起来超级聪明而且极端大胆。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还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斯坦福大学起步，义无反顾，专注于自己的梦想。
最大的问题是，围绕这项搜索技术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经营模式，那么该如何评定它的价值呢？而且，这两个人既想要尽可能多的投资，又想要保有尽可能多的控制权，有没有哪个严肃理智的投资者可以同这两个人顺利合作呢？无论是多尔还是莫里茨都不是很能接受布林和佩奇想要采取的远期战略。这两家公司在别的地方都赚进了足够多的钱，它们都在．com热潮中狠狠赚了一笔。斯坦福教授戴维·切瑞顿同他们二人都是密友，他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向他们担保，Google的这两个家伙都是诚实的人，工作态度非常好。而且，他们对待技术以及计算机硬件策略的态度非常严谨，而同时他们又是能够就广泛的话题同人交谈得很不错的人。他们是卓尔不群的。这使他们具有了特别的吸引力。
1999年春，莫里茨和多尔都做出决定，他们的公司将分别为Google投资。布林和佩奇发现自己完全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不过，他们遇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这两位风险投资家拒绝共同投资，因此Google很可能会同时失去这两位投资者。两家公司都希望自己说了算，并可以把Google当做自己的生意。但两家公司的规模都足够大，不可能将控制权拱手让给对方，而且如果只能作为处于劣势的合伙人的话，任何一家公司都不需要这笔生意。根据在硅谷通行的秩序法则，这根本行不通。
布林和佩奇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急需资金，希望两家公司的投资尽快到位。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够说服这两家公司同时投资的话，也许他们可以在不丧失控制权的前提下吸引资金。这个“如果”可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不过，这是他们选定要走的路，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失去这两个投资人。幸运的是，Google的两位早期投资人罗恩·康韦和拉姆·施雷姆（Ram Shriram），刚好分别同莫里茨和多尔私交甚厚。他们都积极奔走，希望可以打破这个不寻常的僵局。事情拖了几周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为什么风险投资家赢得了“秃鹫资本家”的名声，他们也开始觉得，如果Google不接受他们的投资也许会发展得更好。
作为一位财务经理，康韦的人际关系网还比较宽，所以，布林和佩奇问他是否能够集合另外一群天使投资人。只有拥有一群被动的投资人，拉里和谢尔盖才能继续控制公司事务。另外，他们告诉康韦他们已经准备好走这条路了，不过，一定要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康韦并没有马上着手联络潜在的天使投资人，反而联络了施雷姆。他们决定向莫里茨和多尔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够找到合作的方法的话，Google的创办人就放弃同他们的合作。而且，这绝非虚张声势。
尽管当时，成群结队的企业家拜访KPCB和红杉，希望它们可以出资支持自己的新创网络公司，不过这个警告还是非常有效果。因为Google的这两个家伙看起来前途格外远大。这两家公司把自我意识暂时放在了一边，几天之内，康韦和施雷姆就成功地谈妥了投资事宜。KPCB和红杉这两家公司分别向Google投资1250万美元，风险投资总额为2500万美元，每家各占一半份额。同时，他们还同意让拉里和谢尔盖继续拥有多数股权的控制权。不过，因为他们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多尔和莫里茨提出了一个投资的附加条件：这两位企业家必须许诺雇用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企业管理人才，来帮助他们将现在的搜索引擎转化成赚钱的商业形式。因为当时的Google公司甚至还没有明确的商业计划，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布林和佩奇同意了这个要求。他们觉得一旦掌握了这2500万和多数票控制权，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雇用某人来做主管的决策拖延到很久以后的将来。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不希望雇用一个人，然后向这个人报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决定。
1999年6月7日，在离开斯坦福大学不到一年之后，布林和佩奇发表了新闻公告，宣布KPCB和红杉这两家公司同意为Google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斯坦福校内以及帕洛阿尔托的许多人都目瞪口呆。这笔投资的数目太庞大了。而且，在此以前这两家公司从来没有合作投资过任何公司，但是，多尔和莫里茨却同时加入了Google的执行董事会。而对于他们的同学来说，布林和佩奇一向都对自己太有信心了，这次他们居然又没有放弃任何东西而获得了数目如此庞大的投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Google的这两个家伙简直是做成了一笔梦幻般的生意：他们拿到了建设自己钟爱的搜索引擎所需要的资金，同时还掌握了在公司当家做主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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