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4日，下午6点，北京。
手机系统程序员狄群揉了揉双眼，收起电脑，准备下班。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穿好外套，脑中顿已有了“旅行路线”： 公司在国贸，他在回龙观租房，两地相距27.5公里，乘坐地铁1.5小时，公交车这个时间点要4小时以上。
软件外包工程师谢寒霜已经坐在651路公交车上，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肖家河，那里有间300块钱一个月的平房，是他在北京的家。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他想着今天的晚饭是到路口的成都小吃要一碗鱼香肉丝盖饭，还是到楼下的山西面馆去吃刀削面。
此时，在距离北京986公里的安徽利辛县城，26岁的刘亮正在大街上找网吧。在这个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网吧这种 “高科技的玩意”似乎并不好找。他想查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还想看看安徽省的公务员考试是不是开始报名了。在回到安徽老家之前，刘亮是一只“沪蚁”，白天在上海徐家汇的百脑汇卖电脑，晚上蜗居在4平米的“格子”里过夜。
2006年，谢寒霜、狄群、刘亮相继从大学毕业后进入IT行业，谢寒霜做技术，刘亮做销售，狄群则既做过技术又做过销售。20年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10年前，做技术、卖电脑的叫“IT精英”； 如今，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蚁族”。
“寻梦”北京
2009年末，青年学者廉思定义了“蚁族”这样一个群体名称，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从名称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三大典型特征： 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廉思认为，以教育背景为门槛把北漂划出一部分，可以提醒社会注意这一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数量还在不断膨胀的群体。
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的蚁族现象进行了调研，并于2009年底出版了一份29万字的《蚁族——大学生聚居村实录》。在这本书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谢寒霜惊奇地发现，与自己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竟然这么多。而唐家岭、肖家河、小月河、马连洼这些地方，现在都被称为“大学生聚居村”。
从谢寒霜现在租住的肖家河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现今闻名遐迩的唐家岭，这个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村庄，如今已经聚集了5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工作不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
刚到北京时，谢寒霜就住在唐家岭。2006年8月，他从石家庄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工作却始终没有着落。一天，有个亲戚告诉他，大连的软件外包行业很火，建议他过去试试。
当时，软通动力正筹划着进军日本外包市场，在大连办了一个“对日软件外包”培训班，只要培训合格就可以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谢寒霜觉得机会确实不错，就交了8800元的学费。4个月的培训，主要内容是日语和一些针对大型服务器的程序设计，包括IBM RPG和Cobol语言。因为有工作压力，谢寒霜比在学校时“多了一千二百分的认真”。
后来，虽然他们中80%的人都通过了培训考核，但却被告知没有一个人能留在软通动力。因为直到他们培训完，软通动力也没能从日本接到外包项目。由于有约在先，软通动力承诺全力为他们推荐工作，不过大连没有机会了，他们必须去北京。
“蚁族”宿命
2007年初，谢寒霜背着一个大书包，揣着一张银行卡，坐了11个小时的硬座，从大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站，一宿没睡的谢寒霜就被人领上了城铁，昏昏沉沉地换乘地铁和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在他面前的，就是唐家岭。
“这哪里算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回忆起当时所见，如同昨日： 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 街边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随风摇摇欲坠； 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谢寒霜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谢寒霜一下就愣住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上下铺，其它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每月的房租是280元，他和一起来北京的同学平摊。简陋的居住环境意味着低廉的生活成本。录用他的是一家IT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这么点钱，我只能住在唐家岭。”于是，谢寒霜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蚁族”生活。
几个月后，狄群也搬进了唐家岭，他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为了当时的女朋友，狄群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他惊奇于“北京还有性价比这么高的地方”，三四百元就有一个单间，三五块钱就能填饱肚子，18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自助羊肉火锅。
和谢寒霜一样，学校和专业也让他在求职时四处碰壁。“我们这些人，似乎一毕业就注定了要当蚁族。”这是谢寒霜和狄群共同的无奈。
“蜗居”IT
“如果不是因为靠近上地软件园，唐家岭不可能变成这么大规模的聚居村，”谢寒霜说。其实，大多数蚁族选择唐家岭的首要原因是“上班方便”，其次才是“房租便宜”，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基本都在上地和中关村地区。
谢寒霜在北京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就接收了他。“软通动力推荐的公司还算‘靠谱’，SJC算是当时对日外包实力较强的公司之一。”
而在《计算机世界》记者对蚁族群体进行的访谈中，虽然被访者在大学的专业五花八门，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与IT产业有关联，要么身在IT类公司，要么从事IT类的技术工作。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茫茫“蚁族”甘心“蜗居”在IT产业中呢？
欲望的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这样归纳“蚁族”不能离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原因——他们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大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在就业时很难找到工作。”
“蚁族”们的家乡大多在乡村和非中心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父母无权无势，回去基本很难出人头地。大学生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因此，找到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还是最佳选择。
“如果对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IT产业最集中、用工量最大的就是北京。”IT职业教育专家金鹏这样分析，“上海是金融业中心，珠三角则是传统制造业聚集地，更需要技术工人而不是大学生”。在《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在上海、广州以及一些二级城市的大学城和郊区的城中村也有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存在，但他们的分布却较为分散，“大规模聚居”的特征并不明显。在北京，“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北部的海淀区和昌平区，在南部的丰台区、西部的石景山区、东部的通州区也有小范围的聚居现象，但从人口数量和集中度上讲，5万人的唐家岭可谓仅此一例。
“‘蚁族’聚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地和中关村。”《蚁族》一书副主编丁诚说。尤其是2009年，国务院批复设立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批复在海淀区设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后，这里有以联想、用友、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两万余家，每年新产生创业企业3000家。
丁诚曾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内做过调研，“这里聚居了2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万，但适合低收入者居住的地方却屈指可数。根据《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上地一套两居室的每月租金已经要3000元左右，往南就是寸土寸金的清华、北大、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上地和中关村工作的“蚁族”们只能继续向北找住处，唐家岭、土井村的聚居状况就此形成。
唐家岭之所以迅速膨胀到今天的5万人，和上地附近的树村、马连洼、东北旺等城中村先后改造和拆迁不无关系，使其成为中关村软件园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大型城中村。“从这一点上说，蚁族被发现还有很大的偶然性。”丁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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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的“假面”
金鹏发现，随着近几年软件外包的兴起和大量增值网站的建立，IT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排在各大行业前列。这些行业既是技术密集型也是劳动密集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的门槛并不高。“现在要做软件开发，只要是理工科出身，数理基础、逻辑思维能力尚可，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够上手做一些基础业务。”金鹏告诉《计算机世界》记者，很多“黑盒测试”的工作更是没有任何门槛。
“无论是程序员、网管还是销售，至少都算是白领。”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陈宁认为，信息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提供了大量白领的工作机会。“IT产业白领的收入可能不会像金融行业那么高，但从数量上绝对要比金融领域大得多。而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快速消费品行业，虽然用工量也很大，但能算作白领的并不多，大都也不以大学生为招聘对象。”
事实确实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已达755万，去年4月出台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也指出，未来3年内解决就业岗位超过150万个，其中新增吸纳大学生就业近100万人。以人才吸纳能力最强的软件服务外包业为例，2001～2008年全国软件服务业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8%。截至200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就已超过180万。根据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合作大会提供的数据，仅2009年的前五个月就有1057家外包公司在中国成立，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05个学校开办有计算机本科专业，共计在校生近30 万人。同其它专业相比，这两个数字都是第一。但是，在大学生就业研究机构麦可思发布的调查结果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仅次于法学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第二大专业。
为什么会如此呢？“由于许多专业开办得太过随意，很多大学毕业生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根本无法直接参与实战。”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指出，从课本到实战的过程要么由企业承担，要么是大学生毕业后自己花钱到一些培训机构培训。无论是哪种方式，在实训开始到真正在企业站稳脚跟之前，这些大学生的收入水平不会很高。这也是“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廉价的学历
狄群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被他称为“世界上最不需要门槛的专业”。虽然他所服务的公司是赫赫有名的百度，他却与所谓的IT人士毫无关联。
“我就是卖‘竞价排名’的，拿着客户资料狂打电话，一天最多能打300个，不知道被人骂了多少次。”狄群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休息1小时，下了班还得继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
一年之后，狄群就开始对每天周而复始的销售工作感到厌烦，他觉得销售工作压力很大，又没有技术含量，浪费了他的 “本科毕业”。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同事，还在跟他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资，狄群彻底崩溃了，“我很怕，这份工作没啥前途。”
于是，狄群决定转行，他决心去搞计算机。文科出身的他一直觉得IT技术很神秘，读计算机专业的朋友告诉他：“这个专业发展好、起点高、缺人手，毕业最少也能赚4000多。”
在一个培训老师拍着胸脯说“学完就能找到月薪4000元以上的工作”后，狄群在这家机构开始了手机系统编程的培训。培训地点在中关村附近的苏州街，为了省钱，他连续一个月都在路边摊吃5块钱一份的炒饼，“5块钱在唐家岭可以吃得不错，在中关村却只能吃饱。”
培训后，狄群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外企，但是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工资被定为2000元，是当时培训班老师“承诺”的一半。
学技术出身的谢寒霜也不满意自己的工资。虽然被SJC录用作为工程师，但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00元。他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又高价做过培训，“2000块钱，在北京雇个保姆都不止这个价。”
谢寒霜不知道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现象已不足为奇。中国社科院《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已经指出： 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的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甚至有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工资不及同龄农民工的情况发生。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也表示，按照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计算，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传统白领岗位仅占1/4即250万个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630万高校毕业生，将有38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进入白领岗位，比例高达60%。
毫无疑问，IT产业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信息产业能否承载起新生IT“蚁族”对未来发展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蚁族”在迷茫中彷徨。
逃离IT
与谢寒霜一样，转行IT的刘亮和狄群都对各自的工作有种种不满。一份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虽然IT企业发展信心指数有8.18分(10分制)，IT从业者的工作信心指数却仅为5.19。对产业发展有信心，对自身发展不自信的背后，IT“蚁族”正在逃离这褪色的“IT梦”。
PC黄昏
“如果你还是这样飘飘荡荡一无所有，我们就算了吧。”在女友说完这番话后，刘亮心里一咯噔，“原来自己的工作在别人眼中是如此低贱。”一夜未眠，他辞掉了一份安逸却枯燥的工作，成了百脑汇电脑城的一名电脑导购，没有基本工资，全靠提成。
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学生，《联想风云》一度是刘亮的枕边书。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进口一台“PC/XT”需要2万元，很多中国人愿意花4万元买下，利润高达100%。那时候，卖电脑是一种“特权”。当时全球正处于计算机开始进入商业和生活的阶段，中国的计算机更是刚刚起步。“攒机+销售”的模式是小作坊们的立足之本，品牌机还没有找到更多元化的渠道，通过电脑城里的小商铺打通路成为了传统。
20年后，现代高新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品牌电脑生产商注重旗舰店的建立，苏宁等卖场跃跃欲试，赛博、灿坤等3C 卖场摩拳擦掌，宏图三胞的IT连锁商店也开始冲击原始的电脑城业态。
PC的利润在白热化的竞争中逐年跳水，PC当成白菜卖。电脑的售价从过去的上万元徒降到几千元，电脑城里的PC利润则从过去的50%跌到了8%。
刘亮所在的电脑城里，大多是没有学历或者低学历的年轻人，这些生活在产业链末端的销售人员只懂一些初级的技术知识，每天混在电脑城里，靠“宰客”为生。厉害的销售一个月收入过万，手段不高明的也就只有千元。拿着本科学历的刘亮，像个异类般格格不入。“以前回家遇上同学，真不好意思说我是卖电脑的。”
他曾经一个月卖不出几台电脑。“想给顾客配性价比高的电脑却没人相信。一台只需要4000元的电脑，你告诉他打折卖4500元，他还觉得自己赚了。”刘亮说。
电脑销售行业里的“蚁族”多如牛毛，熬出头的毕竟是少数。一年前，他带着打拼的心情来到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大谈创业理想。一年后，现实击碎梦想，这个黑黑瘦瘦的26岁小伙子，一无所有地回归家乡。
如今刘亮的目标简单，就是考上公务员，钱少但安稳，还有社会地位。“考上了，我就能结婚了。”刘亮憧憬着。
外包梦断
“在这个行业里，我从一开始就缺乏安全感。”谢寒霜还没入行就被人“忽悠”了一次，找到工作没几个月，SJC由于 “内部矛盾”意外倒闭，谢寒霜跟着当时的业务一起被挖到了现在的公司。
到了新公司，谢寒霜很少在晚上8点之前回家。由于客户主要是日本金融企业，2007年到2008年之间，谢寒霜多次作为“协力员工”去日本，帮助客户野村证券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日语水平还不完全与人无障碍交流，他很少一个人上街。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对谢寒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数额不小”的出差补贴。
事实上，2003年～2008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67.7亿元，同比增长41.2%；从企业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3600家，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万人。
第一次从日本回来后，谢寒霜就搬离了唐家岭，在网上找了清华东门附近的两室一厅，与一个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点基础，肯定会对唐家岭的条件感到不满。”谢寒霜当时在唐家岭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砖缝里就开始往外渗水，有次遇上暴雨，外面一边下着雨，他一边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则是冬天冷、夏天热。“现在回忆起来，唐家岭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三层，三层上面加四层，越盖越像炮楼。”谢寒霜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劣质水泥，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过完春节，他给家里留了一张3万元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积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时他每月已经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他乱了方寸。
9月，谢寒霜忽然发现公司少了十几个工位，原本40多个人的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稀疏了，连前台都走了一个。第二天，谢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公司的很多新项目都流产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发邮件，公司宣布整体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则，普通员工降 20%，领导层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一年多的时间，公司靠一些小项目来维持，以前那种一做两年的大单，再也没见过。直到今天，公司也没缓过劲来。去年年底，谢寒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归“蚁族”行列，“工资2000多元，就租不起1200元的房子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软件外包服务出口24亿美元，同比虽有15%的增长，增速却比上年低了86 个百分点。去年软件外包服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明显，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对日外包下降较多。
来北京3年了，谢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没有想象中“IT白领”的风光，收入不上不下，行业前景不明朗，职业发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他这一整年都在盘算着要不要离开。“石家庄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毕竟那里有个家，北京只有个暂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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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泛滥
狄群在新公司已经超过一年了，技术变化很快，公司现在接到的活儿，都已经是基于诺基亚Maemo平台的项目。不过他发现程序员也远没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更多是个熟练工。”
其实，市场上并不缺乏狄群这样的基础工程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表示，中国目前软件外包行业的“人才金字塔”状况显现出一种“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断层断在“塔身”。根据微软中国外包事业中心高级项目经理王帅的研究，目前中国外包公司的中层领导者占全体员工的5%，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经理要带领19个工程师实施项目，但从国际经验看，比较理想的比例应该在 1∶5。
对自己的收入，狄群依然是一脸不满。虽然涨过一次工资，加了1000块钱，但现在连公司都挣不到什么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7%～8%，而在美国，其产品型的软件企业的利润率超过了50%。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认为，中国软件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行业集中度过低，“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多低的价都敢报，外包企业的利润率更是低得没法看。”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外包服务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工作。有专家指出，中国外包企业如果不能提升能力，发展中高端业务，不仅程序员的价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软件外包整体竞争力也会下降。
涨了工资之后，他就搬离了唐家岭，在回龙观找了一套单元房，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赶上天气好，他和女朋友还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岭贵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铁站，不用再挤公交车了。
有时候，狄群会怀念以前做销售的状态，只要签了单，不论钱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样。“三年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狄群有些自嘲，也有些无奈。无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谁来拯救“蚁族”？
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严琦来到了北京北五环外的唐家岭，她们被“蚁族”感动到落泪。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正承受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优势，却从未体现在收入上。他们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对大城市紧张、压抑的生活的感到厌倦，却很难再回到生活安逸、缺少机会的家乡。他们对短期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强烈不满，却对长远发展寄予厚望，甚至盲目憧憬。
在唐家岭这些“高知贫民村”的背后，是高速发展的中国IT产业，它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也承载着大量新生 IT“蚁族”对未来的希望。“蚁族”和IT之间，前者成就了后者，后者拿什么“拯救”前者？
考验政府水平
“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观点。葛剑雄问：“蚁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全国符合“蚁族”标准的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继宏早在蚁族一书出版时就对廉思的调查提出过质疑。在《荒唐的“蚁族”调查》一文中，李教授言辞激烈，认为“蚁族”调查的定义不科学、抽样方式不准确，分析方法更是违反基本统计学原理，进而对作者廉思的调查初衷提出了质疑。
抛开细节不谈，“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定义显然够不上严格的社会学群体概念。相信每一个走出校门的80后在听到这个概念时，都会有种疑惑： “我也是蚁族吗？”这也是人们对蚁族的态度迥异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李继宏教授还提出： “如果当权者参考这些错误百出的成果来施政，结局肯定是令人担忧的。”据记者调查，目前租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对拆迁有较为普遍的抵触情绪，如果海淀区政府是出于改善“蚁族”生活条件做出的拆迁决定，那就很可能成为好心办坏事了。
其实“蚁族”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种种原因之下，当代80后对自我前途的一种普遍迷失。这是一个难以用社会学变量界定的群体，按照葛剑雄教授的观点，却值得“大惊小怪”一番，因为迷失的状态不是短时间的、局部的，而是长期的、普遍的。
政府想对“蚁族”直接进行帮扶、救助非常困难。试想如果有一天针对“蚁族”提供了廉租房，那么资格该如何认定呢？如果仅凭借大学生、低收入这两个简单标准，难道今年全国630万大学毕业生到了北京，也几乎人人都可以去申请了？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解决。不能作壁上观，任由“蚁族”们自生自灭，而是必须回归产业。
考问企业责任
在“蚁族”成为各大媒体焦点，630万大学生一脸茫然的同时，东南沿海却一工难求，中西部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农民工有人抢，大学生却没人要，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调结构、产业升级的老问题了。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有需求和能力吸纳更多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进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更上一台阶，大学生的待遇生活条件等自然也得到提高。
而在现阶段调结构的过程中，像软件服务外包这种集知识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于一身的产业尤其应该重点关注，它能够对大学生就业形成直接拉动。从这个角度讲，无论埃森哲还是文思创新都值得尊敬，像文思创新这样的公司，只有极低的利润，却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提供了白领岗位。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过，“中国大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本质上是中国服务行业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服务产业作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就会存在问题。”
因此，唐家岭的5万“蚁族”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大学生不可能像农民工一样涌向低端制造业，而中国的金融业还没有发达到美国的程度。这意味着，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靠内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必须进入在全世界找工作的时代，中国的企业必须向华为学习，以国际视野向全球要饭吃，为本土的员工向世界要工作。
大学同专业、同寝室的两人，能力相差无几。毕业3年后，一个已经成长为华为一名年薪20万的海外项目主管，另一个却还做着月薪3000元的小网管，“精英”还是“蚁族”，差别就在平台上。
背靠内需的大蛋糕，在生存无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需要扛起产业报国的大旗，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勇气，而这背后正是一份沉甸甸的企业社会责任。
评 论
拆不掉的“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
去年年底开始，这个消息从流言到慢慢变得确实。虽然直到今天，这里的房主们为了自家的生意还在闪烁其辞： 一两年拆不了，可住户们已经开始计划着撤离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拆了现在的唐家岭，建了所谓的白领公寓，并不能把这里的“蚁族”变成白领，而只会造就出第二个“唐家岭”，甚至许许多多个小“唐家岭”。
“‘蚁族’问题50年代就有，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政协委员陈道明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对“蚁族”现象的看法。陈道明说这番话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他只是想鼓励“蚁族”们相信： 这种困难的日子大家都经历过，很快就会好起来。
但是这种看法本身却值得商榷： 不能因为同样是年轻人，又同样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就说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试问哪一个国家、哪每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年轻的考验？如果上面的逻辑成立，就完全可以说： 每一个经历过客观条件考验的人都当过“蚁族”。如此一来，蚁族的范围就可以拓展到无限远。想想西汉凿壁偷光的匡衡、不断挑战生命极限的贝多芬，能说他们都是“蚁族”吗？
从“年轻人艰苦奋斗”的角度讲，“蚁族”确实是一个老现象，但它同时也是新问题。认清这一问题，必须跳出现象到背后去找原因，最关键的是要了解“蚁族”们的内心。
“蚁族”最大的问题是生活质量差、工作强度大吗？
据记者观察，“蚁族”们对这些问题只是偶有抱怨，他们都清楚生活环境和生活成本之间的正比关系，甚至在大多数人心中，对在唐家岭有强烈满足感，甚至是幸运，四五百元就能在单位附近有一个单间，这不是所有在北京城里工作的80后都能享受的。
姑且把“蚁族”的工作简单地分为与人打交道(如销售)和与物打交道(如技术)的话，第一种人承认自己辛苦，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表现出的比同龄人更多的自信，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乐观、淡定的特征就越明显。至于第二种人，由于他们的加班时间与收入直接关联，有时候甚至是他们想加班，单位却不给机会。记者在采访中碰上了好几个一下班就用玩网游打发时间的“蚁族”，逍遥程度令人艳羡。话说回来，如果直接拿一个农民工的工作来衡量辛苦程度，“蚁族”无一能出其右。
事实上，“蚁族”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上。
一个人，辛辛苦苦十几年，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全是“大学生活多美好，城市生活多斑斓，高等学历多荣耀，IT人士多有钱”。谁知一毕业，现实扑面而来，发现“大学很空虚，城市很拥挤，学历很没用，IT很难混”。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价值观重建。而广大的“蚁族”们被编织了太多的梦想，现实却与之相距遥远。在这一点上，“蚁族”比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还要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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