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关村那些口若悬河且动辄数十数百亿资产的创业英雄们相比，对中国IT业尤其对中国汉字输入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河南老人王永民，此刻却显得颇为低调甚至生活得颇为辛酸。辗转腾挪数十年，辛苦劳累无数，酸甜苦辣尝尽，尽管光环闪耀、赞誉累累，或可称得上名满天下，功绩可谓划时代，但就经济回报而言，王永民始终未能撑开局面，始终未能从其独占性技术中获得对等收益，未免算个遗憾。他曾就此伤心失望，也曾无可奈何，但转而念之，他又觉得，哪怕技术为民所用，哪怕无偿贡献，自己也很欣慰。
王永民并不年轻了，不委婉地说，王永民已经老了，且疾病缠身，各种牵绊，一度让他想到生死。王永民很倔强，他执意要将公司开在中关村，数年如此，哪怕当下的他早已年过六旬，哪怕精力更早已大不如前。他认为，中关村是个有活力的地方，是各种新鲜技术碰撞交流的集散地，而当下的“王码”不论如何，汲取先锋养料是毋庸置疑的。王永民说，他已经将五笔字型精进到最佳版本并已推出“数字王码”。接下来，他最大的希望，甚至可说得上此生最大的期望则是，将汉字输入引入中小学课堂，因为“汉字沙漠化必须重视”。
王永民喜欢打领带，甚至不穿西装的时候也是如此。王永民身材不高，他说，这是当年家里穷，营养严重不良造成的结果，他远在英国的儿子则不然，“一米八还多”。王永民极其政治敏感，率性脱口而出的话，他一定会叮嘱记者：“这个不要写进去。”王永民了解媒体，抛出一段故事后，他会捎带暗示一句，“这个会让你的报道增色不少”。王永民喜欢提及自己的身世，并借此告知，他顽强奋斗的动力泉源其来有自，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王永民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科学家，但并非成功的商人，尽管，他希望两者能够统一，于是他说：“钱，不是我奋斗的唯一目的。”王永民为人真诚善良，尤其懂得感恩，他说，一定要清楚自己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为什么自己能够走到今天。
王永民的身上，凝聚的是老一辈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质朴与单纯，专业技能自不必多言，他的国学功底及性格特质都非常值得推崇，怎奈何，他做的，是纯然商业的技术，但商业的逻辑显然与学术的思维存在出入，按照王永民的说法，由于各种独特因素的存在，比尔·盖茨断然不会出现在中国。
王永民的“王码集团”其实并无“集团”这一概念在字面上诠释的那样宏大，公司坐落在中关村附近一个商住两用且租金相对低廉的写字楼里，而且仅仅只有一个房间，甚至洗手间都是男女混用的。在记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王永民发信息过来告知具体地址并开玩笑说：“这个地方，鬼都难找。”
当下的“王码”并无大宗买卖可以经营，雇员四五名，电脑五六台，并不忙碌，也并不现代，更谈不上小资，耕耘数十年的王永民似乎依旧停留在小作坊创业的初始阶段。当记者就此追问王永民时，他无奈地表示，目前该公司的维系靠的还是自己早年的积蓄。
中国的IT技术发展迅猛，从第一台电脑问世中国到当下计算机技术已覆盖全国城乡，不过短短数年时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即有计算机，计算机务必需要解决汉字输入，而一旦提及汉字输入，万万不可忽略五笔字型，发明家王永民的贡献即在这里。
王永民接受过堪称完美的学校教育，而中国科技大学的六年生活更已成为王永民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我的长处是什么呢？我出身农民，我自己说，一介书生，半个农民，我能下功夫。我从小学习非常好，后来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受到过正宗的、良好的教育。”王永民颇为自豪的则是，“华罗庚给我们讲数学，严济慈给我们讲物理，马大猷给我们讲电子学，钱学森给我们讲力学，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每个礼拜都会开小车过来给我们本科生上四个小时的课。”
当日，王永民谈兴极佳，从童年到老年，从工作到生活，反思过去，体悟人生。
求学
出生于河南南阳的王永民喜欢以“老乡”诸葛亮比喻自己的人生，而自幼即在南阳市南召县一个贫穷的农户家庭里饱受苦寒熏陶的他，聪明好学，天赋极高，读书很少得过第二名，但家境的低微与收入的羞涩使得王永民的求学之路无比艰难，亦令他更为发奋，希图借由自己的努力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时下的王永民基本上做到了，甚至，他已成为南阳的骄傲。
“家里很穷，三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老母亲拿着筐子去接鸡蛋，一个鸡蛋三分钱，接一百个鸡蛋才能够交一个学期的学费。看着父亲母亲劳作这么辛苦，自己激励自己要努力、要刻苦，一定要好好学习。”谈及此番情景，王永民尤其感激父母的支持以及当地淳朴而积极的“尚学”风气。“为了读书交学费，我父亲把厨房的实木门卸下来卖掉，才卖了五块钱。窗子扒掉，卖两块钱，好好的房子就这么扒下来卖掉家具，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读书。”
据称，读书这一风气在王永民的家族内部是早已有之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长辈中他至今还能叫出名字的秀才举人多达数十位，家里再穷也要读书，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姓王的家族非常大，我的爷爷的爷爷在清朝当过要员，据说是国防部长一类的角色。我们家里有朝廷的圣旨，有石狮子、石马，一大排一大排的。祖坟非常大，我能够叫出名字的爷爷18个。我爷爷抽鸦片把家里的几百亩地全部抽光了，到我父亲时候，这一分支彻底败落。我父亲和他的哥哥，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全成了孤儿。除了一些宅基地以外，所有的地全部卖光了，所以他们俩沿街乞讨，生活得非常拮据，非常困苦。”王永民介绍说，父亲十几岁就给他人当童工、学手艺，而这些悲切故事对他自己性格的养成，影响特别大。
心灵手巧的王永民受到父辈的感染，动手能力非常强，甚至在很小的时候，他便亲自为母亲制作了一个纺纱机，而且居然能够顺利地纺出棉线来。据称，王永民的父亲基本是个百事通，很聪明，木工活、铁匠活、钳工活，样样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在解放前，王永民的父亲甚至会制作步枪，全部手工。“我从小耳濡目染，学了很多东西。他做大的，我做小的，所以我后来做键盘、做其他发明，基本是轻车熟路，是根深蒂固的爱好。”
“小时候的课本，从开头背到最后，再从最后背到最前头去，记性非常好，每门功课都拿第一，很少拿第二。小学完了是初中，初中我是离开村子去县城，中间距离五六十里，这么大老远的，我骨瘦如柴地跑过去，拿着粮食，拿着书本，很沉。”他说，走一天才能走这么远，现在一想起来腿都疼。
之后的王永民到县城，一年回家一趟，发奋读书，学了很多东西。“我拉二胡非常好，经常上台表演。我是学生干部，还要组织别人学习。从初中到高中，我在一个县城里待了六年，有时候父亲拿着红薯、拿着点吃的送到学校给我。”
忆及当年穷苦，王永民权且当做趣事。“当时穿的衣服很简单，就是一个光桶的棉袄，里面连个衬衣都没有，一出汗，里面硬邦邦的。但是上学非常好，校长对我都非常喜欢。”
“高考报志愿，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第三志愿清华，第四志愿北大。”王永民介绍说，当时举国上下宣传说，中国科技大学是科学家的摇篮，招分全国最高，而国家科技力量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科技大学培养的高材生。最终，王永民凭借骄人的高考成绩，排除了清华和北大而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并以南阳地区第一名的身份来到北京，就读于该校无线电专业。
“当时是这样，北大是文科，清华是工科，只有中国科技大学是理工结合的，这个大学呼声非常高，进这个学校就是要成为科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2005年11月27日，王永民到清华大学做报告，即李敖当年演讲的同一个演讲台。“我走上台去，说，来到你们清华大学，我并不陌生，因为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清华毕业的。下边一片掌声。接着我说，不过，我当年没有考上你们清华。下面一片嘘嘘的声音。看起来这老头不咋地。我再说，不过，我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第三志愿清华，第四志愿北大。所以，没有考上你们清华。”讲述至此，王永民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1962年8月26日，王永民坐火车到北京上学。当时南阳没有火车，他便从南阳坐汽车先到许昌，到许昌时已经是下午五点，而火车则是第二天早晨七点出发，于是他在火车站摊了张报纸睡了一夜。
到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第一天，未经世事的王永民出尽了洋相。“因为在农村没有看到过三层楼，也没见过火车，更没坐过火车，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来到北京上大学，懵懵懂懂，看到周围高楼林立，于是眼花缭乱。”
“开学第一天，我住在宿舍楼的7楼421房间。我端着茶水瓶子去开水房打开水，回来以后坐到自己桌边，突然发现自己的行李不见了，什么都没了，于是大惑不解，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我跑错房间了，我跑到8楼的同一个房间去了。房间都是一模一样的。”
王永民的求学治学经历在他的河南南阳老家被当做当地教育的范本，而当年他的母校南召一中则用他的故事教育了数届毕业生。“我脑子里就是要考科大，一心一意考科大，要做科学家。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在一千多名师生面前，我发表演讲，我说，我有一个感慨：翻开物理课本、化学课本，为什么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和人头像？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然后把自己印进课本去？我的高中校长，拿着这句话，教育了我后面的一代代学生。我高中毕业后，学校把我所有的作业本、作文本留下来在学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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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大学本该五年毕业，不曾料想，文革到来，王永民的大学生涯最终被推迟一年。
据称，轰轰烈烈的文革到来后，王永民等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四川去串联，并组织了一个东方红长征队，一共十来个人，王永民当队长。“坐火车到成都，不用买票，车都挤满了。一腔热血献身文化大革命，献身祖国的革命事业。到成都后，印发了六十斤的传单，我拿着把二胡去搞宣传，唱毛主席语录歌，从成都走到重庆，翻山越岭，每到一处激情满怀。”
王永民颇为真诚地说，文革时期造反派对校长、教师的迫害，他是非常看不惯的，尽管他当时也是北京第三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较为激进。“我中学的校长一直表彰我，结果他被专门批斗了五场，说他培养了王永民这个修正主义的苗子、白专的典型，而且说王永民在北京出事了。谣言四起。当时我真想从北京带着一帮人回去，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虽然最后一年为文革所影响，但王永民的大学生活过得充实而丰满，从读书到做人。王永民说，尽管自己后来从事的事业与当年大学所学专业相去甚远，但大学里学到的治学方法是受益终生的，而酷爱读书的王永民则从《拿破仑传》和《斯巴达克斯》这两本书中找到了奋斗的力量。“我比较喜欢读的是传记。读《拿破仑传》，我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另外还读了一本《斯巴达克斯》。这两本书对我的一辈子来说，是两个发动机。拿破仑那么贫苦，他下士出身，最后那么有魄力，那么勇敢，那么有智谋，三十四岁就当上了第一执政，这些故事对我的激励特别大。人需要有本事，要自己有本事，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包括斯巴达克斯，他的故事是那么的凄美。”
大学毕业之后，王永民来到辽宁盘锦，在解放军309农场锻炼，种水稻。两年后，王永民转而去了四川，也即解放军1242研究所。“1242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所，李铁映副委员长就在这个研究所里，他当时是第五研究室主任。我是刚去的大学生。”
天有不测风云。4月25日报到入职研究所，结果一个月后的5月25日，王永民因亚急性肝坏死被送往重庆第四军医大学住院治疗，此一住就是一年，可以说，“我在所里基本上就没有真正工作过。”
“在四川待了八年，有六年我是一事无成，因为生病。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为在四川生了六年病，我心想，我不能死在四川，因为我的父母只有我这一个独子，我要回家孝敬父母，所以调到南阳，通过关系，调到了南阳地区科委，在科委找了个工作。”
王永民谈及，在进入科委前，他拿着在四川工作过八年及在中国科技大学求学六年的简历回南阳找工作，却不期然被无端戏弄一番。从此开始，王永民坚信，个人能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第一位的，凭实力说话，而国有企业的诸多政府作风有些时候看来，完全是愚蠢的表现。
“我到南阳最大的防爆电机厂去求职，这是五基部最大的厂，NO.1。我到它的人事部，我说我要找工作。人事部的人听我介绍后头都不想抬，他问我：以前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四川1242研究所，搞集成电路的研究所工作。他又问：你大学学什么的？我说无线电，无线电、电子学。他说，我防爆电机厂是搞电机的，电机是有线的，你学无线的，到我有线的企业来做什么？”
立志投身做五笔字型及键盘的动机与诸多后来发生的偶然性事件直接相关，此处略去不表，但王永民正是在此阶段与时任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科委主任的罗干相识相知，最终成为朋友，后来罗干调入北京，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王永民说，罗干是他一生的恩人，今生今世忘不了。
“1981年时，他是科委主任，他提出办公自动化。当时从省里下来一个项目，拨款二十万块钱，建立郑州自动化所，用来实现与之相关的问题。结果一年下来，自动化所把这些钱花光了，但什么事都没干，而是将钱买了车，最后连份报告都没有。罗干同志很生气，说，以后再不把钱给他们，然后说，这么严肃的项目，还有人搞吗？”
因在此间，王永民已经涉水汉字输入并小有成果，经人推荐，王永民的方案受到罗干的重视。“1982年6月2日上午九点，郑州，科委一个电话把我叫过去，在罗干的办公室。当时是夏天，吹着电扇，罗干当时是副省长。在办公桌上，我一边解释一边画图，二十分钟时间，说得明明白白。罗干同志是高级工程师出身，他听得很明白。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在德国搞这个东西，结果没搞成功，没想到永民做到了这么深入的水平。当时我是三十六个键的键盘方案，罗干听着我的讲解，然后对旁边一堆处长说，我们省里有这么好的项目，我怎么不知道？”
“罗干说，永民同志，你这个项目做出来直到最终完成，需要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心里没数，但当时我知道，一个字库两万多块钱，一个打印机三万多块钱，于是既然被问到，就得算个价钱。俗话说，没零不成账，我说，罗省长，大致得需要十六万五，其实鬼知道需要多少钱啊？罗干非常有魄力，他马上问：钱处长，我们科委的钱还有多少？处长说，罗省长，现在是6月份啊，科委的预算经费全部分完了，现在账上只有十万了。罗干二话没说：把这十万都给了南阳，给永民同志。”
最终，向罗干立下军令状的王永民以优异的技术成果完成任务且将专利权握在了自己手中并开始寻找恰切的商业模式，力图构建相关产业，但路途坎坷而艰难。“握着罗干的手，我说，罗省长，一年为期，完成成果，一年完不成成果，我跳进黄河里永远都不再出来。我是下了最大决心，用了半年时间，没黑天没白天地在搞，把三十六键改造成了二十六键，那是1983年。”王永民说，罗干对他的支持是历史性的。
“他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后来在推广的过程中，我在北京，住在府右街135号地下室，这是中央统战部的地下室，我又受到迫害，全国评了十一个A类方案，我又榜上无名。我明明白白地遭到迫害，我写了一个六千字的遗嘱。当时的罗干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专程来府右街地下室看我。”
争端
既然该技术具备如此独占性优势而且专利已经申领，那么，为什么王永民未能把五笔字型犹如比尔·盖茨的微软一样，垄断起来进而形成产业？早前王永民的王码集团与诸多中国大陆IT企业的专利权之争到底是怎样的背景？
就垄断话题，王永民反问说：“什么叫没有垄断？我的专利就带有垄断性。”
据王永民介绍，1985年4月1日，中国颁布实施《专利法》，他得到了专利，英国和中国的专利都有，他是国内第一份。“但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道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盗你的版，但他就是不给你钱，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全国电脑里用的五笔字型全部是我的东西；叫这个五笔那个五笔，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换了一个安装界面而已。”
大家广泛知道的情况是，在当年王码与诸多企业的官司中，王永民是败了的，这到底是为什么？输在哪里了？王永民愤愤地说：“我输在哪？我输在了我们国家的法制不健全。我们的法官就是糊涂蛋，我就这么说，你可以登出去。”
王永民认为，当时的法官不懂或故意装作不懂所谓的专利权保护，结果造成了颠倒黑白的事实。“其实，我一审胜了，二审我不在，去了美国，他居然三活动两活动，翻案了。”
“这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大的耻辱。把这样一个国家法律必须要保护的技术搞成这样。《专利法》起草人在世的九人联名上书国务院，提出要保护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提到，如果不保护的话，那么中国的《专利法》就是一纸空文，但是北京市高院却悍然翻案。一个法官就可以一手遮天”
“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一个小公司侵权，我们一审胜了。但是我去美国的这几天，他把这个事情翻案了。翻案的过程里边，就有国内某著名PC制造商在里边积极参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官司输了，那么这十八家都要交钱，他们每天都要给我王永民交钱。所以，他们十八家企业联合起来在中关村成立了一个‘倒王俱乐部’。在梅地亚开黑会，在体育场密谋，目的有三，第一整垮王码公司，第二摆平王永民，第三公开五笔字型。这三大纲领我都知道，那些密谋人员的录音我都有。”
总结过往，王永民认为，保持特立独行的风格以及对事物审慎、冷静的观察的态度至关重要。“我这个人很有毅力，吃过太多的苦，受过太多的罪，一切对我无所谓，对事业，对人生，对社会，都有很冷静、很客观的评价和认识。这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所动，都有自己独特观点的原因。”
“人微言轻，力量有限，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有很多很美好的愿望难以实现。所以我说，人生是在激情中燃烧，在遗憾中熄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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