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产业发展几乎成为了新经济时代的代表。许多国家都试图通过借鉴硅谷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但其中却是类似新竹、中关村、班加罗尔以及以色列这些基础更加薄弱的亚洲创新区域表现更加抢眼一些。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区域的崛起，大多与硅谷的移民网络所建立的联系密切相关。虽然这些较为成功的区域所处地理位置、国家和民族特性，甚至崛起的产业和时间都有所不同，但是其成功的过程确实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总结出一个硅谷对于创新区域的辐射模型：
首先，是硅谷对各国技术移民的吸引。早在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大批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先后来到硅谷地区学习、工作。随后，由于硅谷地区在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巨大发展，大批来自印度和以色列的技术移民也先后来到硅谷。随着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自大陆的留学生逐渐在硅谷的华人移民当中占据多数。大批外籍留学生和技术移民的到来，极大地填补了硅谷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人才缺口。
由于硅谷地区的产业活力、创业氛围以及创业成功案例，移民中有一些人选择了自我创业，成为硅谷的创业企业家。如，早期有来自中国台湾的创业者李信麟、李心培、臧大化、龚行宪等，印度裔移民创业者苏哈斯·帕提尔?Ｓｕｈａｓ Ｐａｔｉｌ 等。九十年代以后，又涌现出以朱敏、谢青为代表的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创业者。这些人共同构成了硅谷移民企业家这一群体。
其次，由于缺乏植根于当地的人脉和文化隔阂，在异国创业或者奋斗往往更加困难，能够成功的移民企业家是少数的“幸运儿”。因此，他们的成功会对其他本国移民形成极强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同时，他们也因此深感在创业、经营过程中人脉网络的重要性而全力推动本国移民社群的创立，并且成为移民社群中的核心。在硅谷，无论是以台湾移民为主体的玉山科技协会，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华源科技会，还是印度企业家协会（Ｔｉｅ），无一例外的是由这些移民企业家牵头创立并且担任主要领导。
移民企业家在硅谷获得成功的同时，大多会把注意力投回自己的母国。相比生活成本和地产价格都冠居全美的硅谷来说，祖国往往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同时，他们在母国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也提供了当地丰富的人脉网络。通过将硅谷的产业经验同本国优势结合，这些移民企业家发现了本土与硅谷之间产业的互补性，找到了价值链上独特的位置，获得了局部竞争优势。在上述企业家的推动下，这些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在硅谷的基础上（资金、技术或者模式、组织方式）迅速发展，这些移民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穿梭于两地的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成为“空中飞人”。为了更好地利用和移植硅谷的成功经验和模式，部分移民甚至通过向当地政府提供咨询建议而成为产业组织者和规划人，最终推动这些国家的相关地区从单纯的知识聚集区变成高技术产业集聚区。新竹工业园在ＩＣ领域内同硅谷之间从研发到定制生产的一条龙式的行业细分和密切合作，硅谷在班加罗尔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作用，无一不是遵循这一发展模式。
在这些跨区域创业者和产业组织者的带领示范下，硅谷本地和移民国之间的人脉进一步连接，移民社群除了发挥连接硅谷本地移民的功能之外，更多地扮演起连接硅谷和相关国家产业的桥梁作用，从而逐渐演变成了跨区域的社群。
正是在这些跨区域企业家及其跨区域社群的影响下，相关国家的产业集聚区成为硅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在硅谷的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集聚拥有了规模优势和区域优势。这就是硅谷区域辐射模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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