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国务院发展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李兰、民建中央IT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何春潮、北京有生博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克照、华旗总裁冯军一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冯军、李兰均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克照与何春潮是民建中央IT小组副组长。他们一起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发展开放标准，掌握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主导权》与《全球金融危机下，建立海外孵化器以更好地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两项提案。
10日晚，王克照就《发展开放标准，掌握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主导权》单独接受记者采访。他认为：开放标准才能抓住中国正成为软件应用大国的机遇，实现软件产业化。
山寨精神创机遇
记者：何谓发展软件开放标准？开放标准的意义是什么？
王克照：开放标准是指软件产品与软件产品的互接标准，应用软件与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与中间件软件兼容的标准以及应用软件服务框架标准和行业应用的业务规范标准。开放标准的目的是实现软件之间的互换性和互操作性。
遵守开放标准可促使软件企业与软件企业之间的融合，促使软件产品与软件产品的融合，催生软件产业的生态链条，在统一生态环境下的各种企业，可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各自的核心价值，使企业做强做大，改变软件业的手工作坊的局面。
记者：开放标准如何改变中国软件产业的手工作坊局面？
王克照：中国软件业问题的根源是工业化程度不够。以前的模式是管理者拿到项目，项目价值10万元、或是100万元，然后找一批人完成，类似“包工头”模式，也叫“做工程”模式。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项目时人就散了。
做工程的模式不能积累资金、技术、品牌等资源及管理、服务等能力。同时重复开发，浪费资源。这造成了中国软件产业的手工作坊局面。
如果开放标准，上述公司的生存状况就能完全改观。比如有生博大中了一个标，有生博大提供基础的工作流软件，因为开放标准，很多小的应用都能放到我的工作流软件上，比如邮件应用、即时通讯应用、报表应用、OA应用等。
这些小厂商除了能为有生博大的工作流软件提供应用之外，还能提供给其他软件平台。最终的局面是软件使用者能直接采购这些应用软件。让这些小应用产品化，不再需要重复开发，形成规模化销售，这样就能积累资金、技术、品牌等资源，同时积累管理、服务能力。
这个创意类似于山寨手机。山寨手机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联发科的芯片是开放式标准，很多小公司都可以在这个标准上开发应用，手机制造厂商通过互联网能便捷地获得便宜的应用。实施开放标准，中国软件也能获得类似“山寨”的繁荣。
记者：除了工业化之外，标准开放还有什么意义？
王克照：开放标准可改变我国软件产业格局。首先可使我国软件产业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标准快速形成产业汇聚和完善产业链条，大幅度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缩短创新研发时间，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软件产业的跨越发展；其次，开放标准可以刺激社会上大规模的软件人力资源的加入，解决大量社会就业；第三，开放标准可促进国内软件企业在国内开展发包业务，从而使国内先进的软件企业更易集中力量投入自主核心技术的开发，同时引导众多中小企业向网络化、服务化发展，真正形成产业“航母舰队”，进而走向全球化，融入国际市场。
四大问题
记者：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王克照：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软件产业工业化进程尚处在萌芽阶段，这导致了大量存在50人以下的同质化小作坊式软件企业，软件企业的联合协作非常少，而任何一个软件工程都包括了咨询、需求、设计、开发、实现与服务等环节，小型软件企业在提供全程服务的过程中，其核心价值很难形成，这导致软件工程质量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普遍存在，工业化成熟度还导致了软件人才结构分布严重不合理。
其次，操作系统与数据库等基础软件和部分中间件等软件产业的高端环节被国外企业垄断，导致我们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的应用软件过度依赖国外企业的基础软件。
第三，软件领域的安全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如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安全问题与相应的软件关系越来越密切。
第四，目前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正在滑向传统制造业高消耗、低收益的老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占据软件产业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环节主导地位的战略与策略。
记者：你的建议包括哪些内容？
王克照：首先是在软件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开放标准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企业(产业)联盟为主体，国家政策为指导，加快我国软件领域的各项国家标准的制定进程。其次是加快我国信息化建设立法进程，保障我国信息化建设秩序，促进开放标准的落实和执行，维护软件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再次是在发展我国基础软件的国家战略之上，鼓励各类应用软件开发要符合国家开放标准的要求，将符合开放标准的软件产品和应用系统列入政府采购目录。
除了上述三方面，还包括后18号文之后的产业扶持政策，对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出的优惠政策扩展至基于开放标准的国内软件工程的发包业务，以标准为纽带发展软件产业联盟，设立产业基金等四方面的内容。
“美国+印度”模式
记者：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过程，曾经存在过两种争论，一是产品模式，二是服务与外包模式，您觉得应该走哪条路？
王克照：我国软件业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向美国学习阶段，一是向印度学习阶段。向美国学习软件产品的可复制性，学习授权(licence)的商业模式。向印度学习软件外包业务，学习软件工厂的商业模式。
两个阶段都严重依赖软件产业的国际化分工，除了软件外包产业尚在发展中之外，在我国应用软件领域，尽管我国应用软件市场空间巨大，因为软件产业目前仍处在半工业化状态，国内软件工程的发包行为很少。
目前十分重视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重视印度模式，应用软件没有受到同等重视。印度模式实际上是承接欧美的发包，就像当年全球制造向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迁移一样。如果仅是这一条腿走路，中国的软件产业可能回到传统制造业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
为了避免重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就要重视应用软件发展，进而发展基础软件，最终形成美国模式、印度模式同步发展。
记者：通过开放标准，发展我国的应用软件产业，时机是不是成熟？
王克照：我国软件市场需求巨大，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到2008年底，我国软件产业规模突破了7000亿元，预计2010年将突破万亿元。从2000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30%的增长，是我国GDP增长的3倍，其中内需市场占到90%，国外市场占到10%。
在内需市场中，中国的政府架构是中国式的，企业管理也是中国式的，他们的应用大部分是中国式的应用，这就给了中国企业创新与发展的机会。
同时，我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基础，全国670所本科院校75%设置了计算机及相关专业，2005年底，中国还试办了35所软件学院和35所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04年中国软件及相关人才年供应量就已经突破200万。发展应软件产业，有利于促进上述人员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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